依法适用正当防卫与扭送

作为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两项重要权利,正当防卫和扭送的共性体现在,都是行为人在紧迫状态下所采取的正当合法的暴力行为,均不应超过必要限度,且所面对的情形都必须清楚无误。但二者的目的、对象以及可造成的损害结果均有重大差别。在实践中,二者有时可以互相转化。     

防卫意思新探

我国刑法通说对防卫意思的理解标准过高,限制了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应予修正。犯罪的危害性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客观危害与主观违法意图的统一,防卫意思是阻却防卫行为行为无价值属性的主观正当化要素。防卫意思的内容是认识到防卫行为针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并且没有主导的积极加害意图。防卫意思中不包括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结果的希望与追求。防卫意思可以和加害意图共存,过失行为中也可能有积极的防卫意思,可以肯定过失的正当防卫。     

论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

“受虐妇女综合症”原本是社会心理学概念 ,用以证明在不具备传统意义正当防卫的条件下 ,受虐妇女反击行为的合理性 ;英美等国家将此理论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 ;我国借鉴外国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民间纠纷轻伤害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不具有“主观故意”的认定研究

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刑事案件,在认定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时,应严格审查行为人的主观形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不应形成“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片面观念,不以造成伤害结果就形成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有罪推定,应排除行为人不具有伤害意图、实施正当防卫或者因意外造成伤害的情形。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与对正当防卫是否必须具备防卫意识(主观的正当化要素)的认识密切关联:如果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坚持防卫意识必要说,则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宜确定为过失,其具体罪名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反之,如果站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采取防卫意识不要说,则在偶然防卫的场合,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其具体罪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警察执行职务与正当防卫行为辨析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警务防卫行为,警务防卫行为的正确与否难以用法律条文来评判,更多的是用正当防卫的条件来衡量,这种评判标准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因为警察执行职务和正当防卫并非同一种行为。笔者从六个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区别,企盼引起立法界的重视,促进增设警务防卫权的立法进程。     

正当防卫制度的沉睡与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形下的私力救济权。刑事立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司法实践总体呈现“谨慎出罪、量刑偏重”的倾向，这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的因素。在考察域外立法例与实务运作以及本土语境下正当防卫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树立根植于本土的公众司法观，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重新厘清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的关系，以“重行为、轻结果”的判断标准重构行为相当性判断准则，并最大可能地摆脱案外隐性因素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途径唤醒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一顿晚餐引发的血案

“非常感谢检察院作出的决定,这下我又能开始新的生活了。”近日,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村民汤建东专程来到长沙县检察院,对该院公诉科员额检察官吴兰林表示感谢。2019年9月12日,长沙县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汤建东涉嫌故意伤害案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认定汤建东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这是该院首例适用正当防卫作出绝对不起诉的案件。     

“权利与权力”框架下的防卫权

从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角度出发,正当防卫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晚近发生的案件往往是权力与权利未实现有机结合、有所失衡引致。在警察防卫权中,国家权力和警察自身权利以及国家权力与他人合法权利都需要觅得平衡。应理性对待正当防卫,不应放大其社会功效。     

2018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嘉年华。40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弘扬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于传统犯罪,2018年度刑事犯罪在某些领域呈高发态势,具有常见性、复杂性、疑难性等特点,涉众型、风险型犯罪活动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8年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板块重点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缺席审判与反腐败制度、监察法与刑法刑诉衔接、恐怖主义犯罪、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