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纠纷轻伤害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不具有“主观故意”的认定研究

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刑事案件,在认定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时,应严格审查行为人的主观形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不应形成“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片面观念,不以造成伤害结果就形成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有罪推定,应排除行为人不具有伤害意图、实施正当防卫或者因意外造成伤害的情形。     

防卫意思新探

我国刑法通说对防卫意思的理解标准过高,限制了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应予修正。犯罪的危害性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客观危害与主观违法意图的统一,防卫意思是阻却防卫行为行为无价值属性的主观正当化要素。防卫意思的内容是认识到防卫行为针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并且没有主导的积极加害意图。防卫意思中不包括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结果的希望与追求。防卫意思可以和加害意图共存,过失行为中也可能有积极的防卫意思,可以肯定过失的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及其破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程序向度

正当防卫之司法冷遇,在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影响下似乎逐步走向缓解,为了避免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成为“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需要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积极对话。近期认定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中,控方均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就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样态而言,这的确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囿于犯罪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以及对书面证言的依赖,正当防卫之证明绝非易事,需要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证明模式。有效兼顾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指引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即是可能之选择,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需要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并容纳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与对正当防卫是否必须具备防卫意识(主观的正当化要素)的认识密切关联:如果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坚持防卫意识必要说,则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宜确定为过失,其具体罪名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反之,如果站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采取防卫意识不要说,则在偶然防卫的场合,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其具体罪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论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

近年我国家庭暴力受害妇女“以暴制暴”案件频发,但我国司法实践以传统正当防卫理论为基础,直接将受害妇女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笔者以家庭暴力区别于一般侵害行为的特殊性为切入点,对比分析故意犯罪说以及受害妇女综合征理论,对家庭暴力语境下的正当防卫行为作出新的解释：基于受害妇女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在防卫起因上,应将施暴者所实施的持续、多次、长期的家庭暴力行为看成一个整体;在防卫时间上,应将施暴者的家庭暴力行为,认定为处于持续不间断的状态;在防卫限度上,应从男女性别差异、家庭暴力行为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受害妇女所处的环境、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因素,弹性考量受害妇女所实施防卫行为的正当性。     

依法适用正当防卫与扭送

作为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两项重要权利,正当防卫和扭送的共性体现在,都是行为人在紧迫状态下所采取的正当合法的暴力行为,均不应超过必要限度,且所面对的情形都必须清楚无误。但二者的目的、对象以及可造成的损害结果均有重大差别。在实践中,二者有时可以互相转化。     

警察执行职务与正当防卫行为辨析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警务防卫行为,警务防卫行为的正确与否难以用法律条文来评判,更多的是用正当防卫的条件来衡量,这种评判标准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因为警察执行职务和正当防卫并非同一种行为。笔者从六个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区别,企盼引起立法界的重视,促进增设警务防卫权的立法进程。     

实践中误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领域当事人的违法阻却事由,历来围绕其产生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受到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社会中各类涉及正当防卫的疑难案件的不断增多.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该如何认定等伴随问题又被学界所关注.2020年9月3日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更是为当前正当防卫的认...     

对正当防卫之防卫意识再思考

因制止紧迫不法侵害而引发双方打斗并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不能简单等同于相互的非法侵害行为并一概否认防卫方所具有的防卫意识;在防卫意志的支配下并伴有些许轻伤害故意的反击行为,不必然导致防卫意识的缺位;根据优越利益原理,较大的法益不应向较小的法益让步,不得过分苛求当事人只有在不得已且无其他形式上适法手段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情由下进行的防卫反击方具有防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