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立法利大于弊

在重庆市以往的立法工作中,地方性法规往往由政府部门起草。有些部门缺乏大局意识,在法规草案中设置大量审批、罚款等内容,使部门不正当利益合法化,这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良好法治秩序的建立。为消除上述危害,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委托立法。1998年,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委托西南政法大学起草《重庆市司法鉴定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6月5日,双方正式签订立法项目委托合同。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国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委托专业院校立法的先河。西南政法大学随即选派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条例(草案)》起草小组、1999年3月16日,重庆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条例(草案)》此举收效较好。在此基础上,2001年2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托重庆索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分析

美国传统上就重视对警察权力的限制，搜查令的取得和执行的运行机制和违反运行机制所获证据效力的救济机制构成了其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上其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建议取消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限制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纵观司法实践中，受贿打击较多，而行贿受追究的少，仔细分析在行贿罪的规定中有一个必备要件，即“不正当利益”。如何把握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定罪的关键。笔者认为，不正当利益是否必须作为行贿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值得商榷。而且学术界对这一规定也有不同观点，建议予以删除，笔者认同这一观点。     

新保守主义的逻辑

新保守主义源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说和新教的“选民”思想,其逻辑在具体的施政方略上体现为霸权意图、单边主义和推行民主。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悖论是明显的,它的前途和走向处于不定状态之中。     

补充侦查制度新探

补充侦查作为一项侦查制度看似细小,却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使制度被虚置、人权被侵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实际和理论背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分析这些实际和理论背景的基础上对支撑补充侦查制度的理论进行探讨。只有建立正当法律程序在刑事侦查中的指导地位,并从理论和制度上进行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补充侦查存在的弊端。     

“傻子书记”

辰溪县大板林村是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省定贫困村，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80元，村集体负债4万余元。1998年，党员谢志坤临危受命，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他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修路、架线，开发山地，发展农副产品，短短三年时间基本摘掉了大板林村的贫困帽。1984年，谢志坤从跑运输开始，到1998年，他家拥有了一辆小轿车、一辆货车、一辆客车，并在县城开了两家颇具规模的商店，购买了住房，过上了富裕生活。正当他     

论律师价值的类型、冲突及协调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律师业恢复重建２０年来，以其迅猛的发展、骄人的业绩和崭新的风貌展示在新时代中国社会舞台之上。但是，律师业发展中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先是有人对律师职业不理解，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甚至发生了将正当辩护的律师逐出法庭的不正常现象；既而又出现了律师队伍中不自重、不自律、违法乱纪从而引起社会声誉下降的现象。所有这些问题都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律师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些价值之间有无冲突？怎样协调？等等。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期促进中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学术文章的引用及其注释规范

一、引用的正当目的 第一，为了节约时间和篇幅而引用。某一观点别人已经提出并且论证过，自己的文章中如果没有这一观点，逻辑和结构不和谐。这时，自己就没有必要再论证了，把别人的观点点出来就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需要加一个提示语，如：“正如某某某所言”，“有学者早就指出”，等等。     

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权威类型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其中传统、个人和法律都在对政治过程产生权威影响。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权威统治状态,它是一种正当的形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类型所依赖的统治要素,在结构上将会发生变化,法律将取代传统和个人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法治型权威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才能从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转向法治型权威呢？出路在于实现法治优先之治国方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迈向法理型统治权威。     

犯罪客体: 曲解、质疑与理性解读———兼论正当事由的体系性定位简

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并将之限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是不可取的。否定犯罪客体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缺乏说服力。以法益等替代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并不可取。犯罪客体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双重功能。法律关系是犯罪客体的重要内容。正当事由符合特定法律关系,没有侵犯犯罪客体,不能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