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腐败独狼”

位于辽宁省北部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正当全县脱贫致富的步履匆匆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却在全县炸开了．李树森——这位自诩为“清原马列理论第一人”的副县长，因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合计人民币100．25万元，于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继而又于6月4日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其妻谢健，已于4月6日因贪污公款5．9万元，被清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认定疑难问题评述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了较为严格的解释,使得行贿罪的适用空间比较小。为严惩行贿犯罪行为,有必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更为适宜的解释,更好地运用行贿罪打击行贿行为。     

死刑复核程序之检察身份探究

在死刑复核权回归的背景下,探索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涉及其双重角色的正当求证问题。基于检察监督权与公诉权之上下权能辨析,并合理构建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野机制,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双重角色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悖论,相反它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权力分配与制度运行逻辑。     

日本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及其借鉴意义

以维护竞争自由公平和经济活力为己任的反垄断法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禁止垄断法。日本《垄断禁止法》制定于1947年,后来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进行了多次修改。该法在协调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设有专门的条款,其第23条规定:“本法规定,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     

论我国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制度的完善

民事执行程序是为保障主体的民事权利而设的,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法律对执行当事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为保障胜诉者的权利,使生效判决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在当前“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法院的情况下,完善我国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显得更加具有意义。     

强制侦查行为视野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强制侦查行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构成了对公民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方面的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势下,法治国家强调强制侦查法定原则,从而使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项基本价值目标在侦查中得到兼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方面显得极为欠缺。因此,引进侦查比例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是当务之急。     

决不能让“影子腐败”得逞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官员也在变换花样，瞒天过海，腐败手段更加隐蔽，由此滋生出更加隐秘、曲折的捞钱手法来一利用延期的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可谓“人”走而“影”在，被形象地称为“影子腐败”。     

委托立法利大于弊

在重庆市以往的立法工作中,地方性法规往往由政府部门起草。有些部门缺乏大局意识,在法规草案中设置大量审批、罚款等内容,使部门不正当利益合法化,这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良好法治秩序的建立。为消除上述危害,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委托立法。1998年,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委托西南政法大学起草《重庆市司法鉴定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6月5日,双方正式签订立法项目委托合同。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国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委托专业院校立法的先河。西南政法大学随即选派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条例(草案)》起草小组、1999年3月16日,重庆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条例(草案)》此举收效较好。在此基础上,2001年2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托重庆索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分析

美国传统上就重视对警察权力的限制，搜查令的取得和执行的运行机制和违反运行机制所获证据效力的救济机制构成了其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上其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