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新公司法第34条的几点思考

中国新公司法第34条所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帐薄查阅权是一项法定的基础性权利,是平衡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产物。股东帐薄查阅权对实现股东知情权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股东对此权利的享有是无差别的、全面的、全程的,公司负有提供方便的义务,法院应做好司法救济工作。但是,股东在行使该权利时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善意性、合理具体性和直接相关性,而且还必须提供书面请求。     

高校校名商标规范使用的法律对策

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我国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对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行为设置了合理使用等制度限制。高校校名商标既涉及高校主体的私权,也关乎广大消费者利益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加强校名商标的规范使用和权利保护。     

价格改革应放尽放——贵州省放开、下放第一批28项省级政府定价项目

<正>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同时,最大限度缩小政府定价范围,推进依法治价,激发市场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末,贵州改革再出实招:自2014年12月1日起,对包括民用液化石油气、机动车驾驶服务培训费在内20项省级政府定价项目价格给予放开,交由市场决定,同时下放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等8项定价权限,交由市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单位制定。     

“注水文凭”何时休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干部队伍中兴起了新一轮的“文凭热”。应该说，大多数干部出于求知的动机，迎接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通过自己的埋头苦学，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但是也有一些人并无求知上进之意，却挂名攻渎学位，“混”字当头，利用不正当手段捞取文凭，群众称之为“注水文凭”。     

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解读

2004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纲要>还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六个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五年规划>中,明确了通过五年时间初步建成法治政府这一总体目标,并对全省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强调了上述的依法行政六个基本要求.深刻理解、全面落实依法行政的六个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省政府五年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关键.     

权力法治&#183;程序正当&#183;体制协调——试论地方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三要素

监督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基本职权，也是运用频率最高的职权。近些年来，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但监督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的问题还很突出。监督不力仍然是地方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要从根本上扭转监督不力的现状有赖于监督制度的创新，而监督制度的创新不能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权力法治、程序正当、体制协调。     

从利益到权利——以正义为中介与内核

实现利益与解决利益冲突需要评价利益的正当性 ,只有获得正当性评价的利益才能上升为权利。平等、自由主体的共同参与是确立正义原则的前提 ,确立方式只能采用多数规则 (即民主方式 )。正当性评价的结果即正当利益 ,包括个人正当利益 (普遍的个人利益和“具体个人的善”)和社会公共利益。正当利益的制度化即权利。利益、正义与权利三者间的关系由此贯通。简单说 ,正义是评价利益正当性与否的程序 ,也是正当性评价的结果———正当利益 ;正义是权利的内核 ,亦是利益走向权利的桥梁。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     

论欺诈索财行为的定性

对于虚构事实索取财物行为的定性,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理论上也观点不一。以往的学说中,想象竞合说不仅在罪数与逻辑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缺陷,在实务中更是难以操作。法条竞合说片面追求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二者本质的区别,难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单单从被害人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必然陷入司法恣意的泥潭。从行为人角度出发,以分立说的基本立场认定为一罪则更为合适。具体的判断方法,可以采取两阶层的模式,先判断虚构的事实是否具有促使行为人履行交付义务的正当依据,其次判断是否使用了敲诈手段索取财物。在虚构事实属于正当依据,且并未使用敲诈手段索取财物的场合,成立诈骗罪。反之,如果虚构的事实具有敲诈的性质,或是之后的索财行为使用了敲诈手段,应当成立敲诈勒索罪。依此两阶层的判断方法,对各种类型的欺诈索财案件,均可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     

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攫取,网络制谣、传谣成了一些人非正当谋生的手段,加速了网络谣言肆虐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民名誉、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决定了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是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受网络传播特性、网络规制法律体系及其监测技术现状的制约,公安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既要强化自身的日常监管,又要设法寻求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介、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才能增强打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和长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