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杜甫为邻办学兴学--成都机关事务校地合作与银杏文化学院建设

2019年9月6日,成都银杏文化学院在蓉揭牌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该学院由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办,选址于杜甫草堂文化区与三国文化区交汇地段,前期启动区域建筑面积约4000平米。成都银杏文化学院建设开启了机关事务"校地合作"的新模式,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借鉴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和成功经验,力争建成一所高质量、高起点"产、学、研、特"协同发展的文化学院,为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雄浑动力。     

“中华大粮仓”展现“硬实力”——全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掠影

“2019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十六连丰’,总产达1500.6亿斤,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2019年年底,这条喜讯刷爆了许多龙江人的微信朋友圈。这一成就的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春天,保苗关键期,干旱、低温接踵而至;夏天,作物生长关键期,强降水、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又结伴袭来……在重重天灾的打击下,黑龙江依然能够实现连续丰收,离不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更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步。     

《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的编纂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民法学者正在起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目前已经完成草案第一稿,正在进行第二稿的整理.在两岸四地的交易中,由于各自法域的合同法规则有所差别,因而在交易发生纠纷的法律适用中,自会发生法律适用的冲突.编纂一部体现当代合同法基本规则、被两岸四地共同认可的合同法示范法,不仅可以在两岸四地合同法的立法中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两岸四地的民事主体签订合同约定仲裁管辖和法律适用条款时,可以直接选择示范法作为准据法.这将对给两岸四地的法制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给两岸四地人民带来福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草案)》共十七章,规定了具体的合同法规则.     

都安示范乡村富美

<正>2014年,都安瑶族自治县申报的5个自治区级生态村已通过初审。目前,都安县树立示范榜样,打造生态名镇名村,重点打造大兴乡池花村花康屯、地苏镇兴利村头亮屯和下坳镇板旺村大旺屯等示范点。这些示范点结合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最美乡村"花康屯"在我们村里,庄头村尾到处绿树荫浓,错落有致的居民楼房,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圃,还有水泥硬化的篮球场和戏台……"大兴乡池花村花康瑶族新村党支部     

网剧《我是余欢水》中的普法课

2020年4月,网剧《我是余欢水》凭借生活化的人物设定、略显荒诞的剧情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剧中主人公余欢水是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凤凰男”。他软弱无能又有些好面子,其生活“一地鸡毛”:遭遇车祸、患癌、离婚……被工作和生活屏弃。最终,患病的余欢水放下一切,拿出了破罐子破摔的勇气,要回借款、怒怼恶人,还一不小心成了全民英雄。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余欢水回归平凡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五抓”并举 助力妇女脱贫攻坚

新疆10个未脱贫县全部在南疆四地州,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南疆四地州将产业发展作为打羸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托,基本完成了“县有龙头企业、乡有规模企业、村有卫星工厂、户有小作坊”的产业布局。目前,全区16.58万贫困人口中,妇女占50.43%,基本都是文化程度低、国语水平差、劳动技能单一、缺乏自主脱贫能力的难啃“硬骨头”。为帮助南疆农村贫困妇女提升素质,助力产业脱贫,新疆妇联在南疆四地州实施了抓宣传动员、抓技能培训、抓岗位开发、抓输出就业、抓诉求解决的“五抓”举措,推动妇联组织脱贫攻坚由虚变实。     

新中国成立后央地关系变迁与地方政府竞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飞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1]。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央地关系变迁的产物,因此对央地关系变迁进行研究,进而深入到它的产物——地方政府竞争的部分,就能够深入思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治堵经济学漫谈系列之三 公交优先战略中的误区

许多人把公交优先理解为公共汽车优先,于是城市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鼓励公共汽车发展,于是另一个灾害出现了,上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车大排队,长龙似地横亘于宽大的马路上的现象蔚为壮观,成为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     

央地关系之中央权威的加强——基于社会管理的视角

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都与央地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令不通也是其表现之一。尽管中央曾多次采取措施予以调整,但都成效不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不明,另外也与中央的监督缺乏力度、信息不够灵敏有很大关系。只有实现央地权责的法治化,并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力量,才能治愈"政令不通"的顽疾,才能进一步树立并加强中央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