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从精深走向博大的一代学术大家——记张晋藩先生与清代法制史研究

清朝法制史在中国法制史中占有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继受和最后总结,而且开创了近代法制历史的先河。如果将着眼点伸展到清入关前的法制史,那么,有清一代几乎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从原始民主制到成熟的封建专制进而到开启近代的全过程。     

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模式初探

“入世”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外来的压力,而且自身在转轨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问题和挑战。我国的行政体制可以实现官僚制行政体制和民主制行政体制之间的互动性结合,创造出适合自身的新的行政体制模式。     

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与变革

官僚制范式适应了 1 9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对政府职能和效能所提出的要求 ,成为 1 0 0年来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知识经济的兴起 ,使官僚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暴露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表现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处于变革时期。本文尝试从五种行政改革模式讨论对官僚制范式的调整 ,这些改革模式与实践通过放松官僚制范式的基本原则 ,局部缓和了范式危机 ,但并没有实现公共行政范式由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反思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以古雅典的城邦民主为分析对象

城邦民主是古典民主的制度形态,而古雅典政制是城邦民主制的典型。以古雅典为例,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否定个人独立和自由,把个人手段化为实现城邦理念的工具;缺乏政治责任,不能自觉反思和矫正制度和政策的缺陷;充满党派争斗,必然导致多数专政。     

试析基奎特总统的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是坦桑尼亚新任总统基奎特外交政策的基石,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外交行为争取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外商投资等经济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家利益。基奎特作为一位强势总统,推行这一政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出色的个人领导才能、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产生于反对改革的阻力与诸多社会问题、多党民主制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等,则是坦桑推行经济外交的不利因素。     

直接民主制的困境和代议制民主的防护保障机制

直接民主制作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直接民主制从政治实践到理论本身都面临着困境。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为民主车轮继续前行注入新的动力。但是,代议制民主自身同样也面临着天然的或衍生的缺陷,必须为其构建防护机制,以保障其有效运行。     

重构民主合法性:来源、路径与形式——评罗森瓦龙的《民主的合法性》

自从自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产生以来,对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疑与反思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现存民主体制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代议民主制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更多批评与思考。无论是对传统民主体制的批评,还是所提出新的制度发展路径,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都回归到合法性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制     

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可控的民主"及其风险

“可控的民主”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其存在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一模式是对民主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以对民主的操控为特点,并形成一套特殊的政治统治术,目的是要实现内在的相对集权与外在的民主形式之间的统一。“可控的民主”又是一种非常的刚性结构,其功能必定会朝着特定的方向猛烈释放出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社会改造,而这恰恰也是它的风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