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象征,宪法对民主政治生活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宪法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民主需要宪法的制度保障,宪法与民主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修改的四部宪法,及其修改完善,从其历史进程中,来反映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过程,即民主法治建设经历了初创、曲折中发展、重建与超越升华的过程。     

中国对自身的民主道路和民主进程充满信心

中国对自身的民主道路和民主进程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我们愿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同各国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展充分交流。大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起促进全球的民主和人权事业。我们也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公道正义,抵制冷战思维,捍卫和发展真正的民主,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协商治理与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我国政治发展推送到一个"必须闯过民主关"、穿越政治发展"卡夫丁峡谷"的关键期。要应对好种种挑战,发展和完善好人民民主,稳健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努力搞好现代国家治理。为此,又必须积极调动全民族的自觉和努力,不断推进包括理念、行为和制度在内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专门协商视角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系统化建设研究

在专门协商视角下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需要积极建设系统化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建设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展现专门协商特性的必然要求,因为它有利于保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实效性。针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转过程中面临的诸如协商主体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协商议题指向性和明确性不足、协商意见和建议深度和可行性不足以及协商过程随意性和形式化等问题,必须基于专门协商的严格要求,根据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三大环节的具体要求探索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系统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处理好规范性和激励性的关系,让每个机制在协商环节中扮演"恰到好处"的功能角色,而不是"各自为政",从而使整个协商环节紧密衔接在一起。     

关于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内民主是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重要途径,党内民主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探索和研究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路径问题,对于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提升高校党组织战斗力和创新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奥托·鲍威尔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着重评析了第二国际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对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的理论观点的归纳和总结,摈弃传统思维定式,重新认识了鲍威尔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思想,辩证地看待奥托·鲍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同意权力的增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一些人有"权力的饥饿",还因为其处于心理上存在支配欲或者所谓的残酷的嗜好。然而人们常常忽视权力的工具性,最终走不出"权力的怪圈"。但是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基于此,同意权力的增长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上占有一席之地,为社会政治积蓄力量,为"走向社会政治"提供助力,为生活政治的实现作出贡献,鉴于这样的内生性、逻辑性,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将势不可挡,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必经阶段。     

陈独秀抗战思想的历史嬗变及其原因

陈独秀一贯主张抗日救国,但在如何抗日的具体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两次巨大的转变。1937年8月出狱前后,陈独秀抗战思想由"打倒国民党政府"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武汉会战前后,在对抗战前途的预测上陈独秀由积极乐观转变为消极悲观、对游击队及游击战的态度由重视支持转变为轻视贬低。陈独秀抗战思想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时局动荡及陈独秀自身处境的变化。     

发扬“三种精神” 扎实推进铁路基层站段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正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在"4·26"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扬"振奋、担当、创新"三种精神,努力夺取安全工作新成绩。这既是对全路安全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干部如何求真务实、履职尽责,扎实推进铁路基层站段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扎实推进铁路基层站段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就必须以振奋的精神持续强化党风廉政教育、打牢思想防线,以担     

公民投票与民主参与研究——以“多数的暴政”为考察中心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