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但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此时应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聚焦“四大检察”》系列报道之三:做强民事检察,强什么?

201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举行成立后的首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公开听证会,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在固有印象中,民事检察职能一直以相对弱化的形象示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亦与行政检察职能合并,即以往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新时期,随着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最高检专门成立了第六检察厅,承接民事检察职能,这不但标志着这项职能在检察工作中地位的提高,也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     

为农民办事，我们尽心尽力——一起由最高法院判决的联建合同效力争议案的办案手记

温州,以气候温和而得名。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集群经济模式,温州也由此成为了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一边娴熟地运用着商场的游戏规则,一边也理性地握住了法律的武器。2004年4月,在一个温暖的季节里,温州市鹿城区洪殿街道黎一村6000多村民在律师的帮助下,体味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一个涉及众多农民利益的合同最终由最高法院确认其效力,这在中国审判史也并不常见。     

信用权独立的可行性分析

信用权立法价值的凸现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法中应确认的信用权独立地位。本文从理论角度和现实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信用权具有独立的可行性,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