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央和省府的“权”“利”博弈——以柏文蔚导淮计划的夭折为例

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存在不稳定性,这在行政、军事、经济、财政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权力”和“利益”则处于中央和地方实力关系博弈的核心.以柏文蔚的导淮计划及其夭折为例,可以审视民国中央和省府的“权”“利”博弈.     

民国初期监狱制度的近代化——对许世英1912年“司法计划书”的解读

清末中国传统监狱制度受西方狱制改革之影响,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监狱制度的近代转型。许世英在其《司法计划书》中提出在中国实施狱制改革计划设想。许世英所规划的中国监狱制度蓝图存在诸多缺陷,但这些设想对当前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论民国时期监狱的宗教教诲

宗教教诲是民国时期监狱行刑的重要特色。宗教是民国监狱一股很强势的感化力量,单独或集体的宗教活动往往被视为罪犯忏悔的必要路径。由于监狱当局确信和推崇宗教感化,行刑法令对罪犯的宗教信仰予以有条件地许可。然而,宗教教诲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罪犯感化,不如说是藉此为其寻求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而使之安心服法。不过,宗教教诲也使罪犯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慰藉,客观上有助于促进道德改悔。     

民国刑事特别法与法制近代化

民国刑事特别法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种类较多。《刑事特别法》是近代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在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影响。     

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

说起民国元年的军政巨头段祺瑞，也确是一个传奇人物，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     

坂头花桥

坂头花桥坐落在政和县杨源乡坂头村蟠溪之上,始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清康熙、道光年间两次重修,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建;民国元年（1911年）毁于火,三年后重建,直至十一年（1922年）才全部竣工。坂头花桥是单孔木构楼阁式石拱廊桥。桥南北     

战后南京警制重构与城市治安管理研究(1945-1947)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迅速在南京重建城市警察系统,其目的是希冀警察能成为维护首都治安秩序和控制民众的重要力量.随着一系列警政措施的展开,警制现代化建设初显成效,警察也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时局及警察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南京城市的治安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于民国政治建设的思考路径分析——以《独立评论》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政治污浊不堪,如何使政治清明,便成为了《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他们透过政治不良的表象分析其背后的根源,进而提出各自的对策性思考。虽说他们的主张不尽一致,但基本都聚焦在人、制度和舆论这三条路径上。     

梅园风范万古长青

在南京市长江路的尽头，浓密的法国梧桐掩映着几幢民国建筑小楼。碧绿的爬山虎装饰着的墙面前，巍巍矗立着一尊周恩来的铜像，在清幽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就是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

以“民国”视角重新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加入了“空间”的维度.“民国空间”与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及“外部研究”相比,区别在于打破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并改变了对“文学”的理解.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例,近代语言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要突破语言表达的困境,而促进新文学繁荣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使用了“白话文”或“现代汉语”,而是“活文字”观念的兴起解放了作家的语言压力.通过“民国空间”,“人的文学”可以切实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