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实践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要在团结各族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按照这一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注重实效，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一、以更新理念为根本，不断丰富组织工作的内涵     

用民族干部宣传党的科学理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推进理论大众化经验之一

在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党的理论，首先必须解决好如何让少数民族群众容易接受、乐于接受的问题。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语言风格，在少数民族中说道理、讲政策、做工作，群众往往愿意听、愿意学、愿意跟。在推进理论大众化的过程中，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的独特作用，     

一月·外媒

未来世界的格局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季奥诺夫文章《未来世界的格局》认为,始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系统性危机。它涉及面之广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深,加之金融动荡与政治动荡交织在一起,都证明了这一点。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危机一样,将导致世界政治舞台的重大变迁:德国在欧盟中地位上升,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中东     

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陈映真对钟理和的文学接受和思想超越——兼及1960年陈映真提出“台湾的乡土文学”之文学史意义

1960年前后甫入文坛的陈映真喜爱、赞赏钟理和作品,据此扬弃现代主义,初步建立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早于叶石涛数年提出"台湾的乡土文学"概念,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1977年陈映真却撰文批评了钟理和小说《夹竹桃》,这一反差缘于时代、社会和文坛语境的变迁。陈映真《原乡的失落》与《"乡土文学"的盲点》堪称姊妹篇,因它们都针对着史明"台独史观"及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以台湾为中心"等暧昧词语中隐含着的分离主义苗头和倾向。钟理和的缺失是他于新生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和阵痛中,未能看清整个中国的"正体"和"实相",从而发生了民族认同上的动摇。这一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夯实基础 增强能力 推动减灾救灾工作发展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海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气侯恶劣,自然条件严酷,尤其以高寒地区的雪灾和环青海湖地区的干旱最为常见,洪涝,冰雹,山体滑坡灾害频繁发生。加之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大,基础设施落后,是青海省减灾     

官位崇拜,一个民族的桎梏

要概括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会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大量异见,但是把对官位的崇拜作为我们民族一个持久的精神特征,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分歧的.它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中,也渗透于我们的现实中,我们太熟悉它了,它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封建社会的幽灵死死地纠缠着我们. 在人类情感中,崇拜与鄙夷、恐惧一样,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心理现象,英雄崇拜更是一种健康向上的有益情感.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推崇的英雄.人们之所以为自己的英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个神圣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品质超出常人的境界,从内心里把他们供奉起来,以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获取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伟大的英雄,能够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除了他们才智和胆识出众外,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献身人类整体利益的情怀,目光远大,品质超凡,并因此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人们本能地膜拜英雄,这并不是人类弱点和过失,相反,这是很大的优点和优势,它表明人们对高尚和非凡的向往,人们通过对伟大人物的学习来提升其精神水准.     

在更高层次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是党的中心工作,党自身的科学发展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值此喜迎党的十八大之际,近日人民日报刊发《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国家的未来，不属于看客和骂客

诚然，无论祖国的发展建设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我们今天依然会遇到种种的不完美、不完善和不完满。但这不仅不是我们埋怨或怨恨国家的理由，相反正是每一个人应该承担起的建设责任。国家的未来，不属于设身局外的看客更不属于失去爱国立场的骂客。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