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研究图书的出版

民间法研究将视野投向了中国民间社会鲜活的"日常生活世界",着力挖掘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力图发现中国社会实际运作的法的真实状态和实际效用。在民间法的语境下,法律结构二元论就表现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延伸而言还可以囊括本土养成与外来输入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民间法及其资源作为     

商法视角下民间借贷问题的成因与法律规制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蓬勃兴起,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商法视角来看,民间借贷的商事属性被弱化、民间借贷的商事主体性未彰显、民间资本逐利的商法渠道匮乏、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健全应是问题的重要成因。因此,设立规范民间借贷的商行为法、保障民间借贷主体的商事主体性、健全商事民间借贷的市场进出机制、完善商事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体系,无疑是商法规制民间借贷的重要选择。     

聚焦发展反映民意 积极履职不辱使命

今年是本届全国人大任期的最后一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浙江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向大会提交议案和建议601件,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继续居于各代表团前列。代表们围绕中心和大局,聚焦发展和民生,通过一个个议案和建议,将调研所得、深入思考转化为一项项具体的建议、对策和举措,积极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出力,为民众的生产生活谋福,严谨、认真地履行人民所托付的庄严使命。     

从瑞昌剪纸谈民间艺术的未来之路

五千年的文化浸染和不同区域人文、民族习俗的积淀,使中国民间产生了许多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不必说京剧的悠扬顿挫、沪剧的吴音袅袅。也不必说湘绣的花团锦簇、赣傩的奇诡动人。就算是三里一乡、五里一甲,似也总有别样的惊为天人、叹为观止。然而,走过风风雨雨的民间艺术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也走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十字路口,借用一句歌词:"敢问路在何方?"     

甘肃舟曲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新思路探究——以多地舞为例

保护和发展我国民间传统文化是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浪潮和大众传媒的冲击使民间传统文化传承链条正在断裂。以甘肃舟曲的多地舞为代表,由点及面分析舟曲民间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试图从群众、社会、政府等多维度探寻解决舟曲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新思路。     

论民间融资备案登记的难点及其解决

民间融资的信息不灵和监管手段的缺失非常明显,民间融资的备案登记因此被提出和探索。但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性难点,如备案机构的性质及其备案管理的权力来源、备案的义务主体和备案环节、备案登记的范围与效力以及不履行备案登记的法律责任等。解决的重点在于明确备案机构的性质和备案模式、备案登记的义务主体和登记时间,规定备案与否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非刑法规制——以吴英案为切入点

从2008年以来,各类因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案件层出不穷,如震惊全国的吴英案.在有关民间借贷的学术著作中,学者对个人借贷的监管的研究趋于成熟,但在企业与个人借贷,民间资本金融市场准入规制问题上研究甚少,对其的法律监管更是缺乏.由此,本文将以吴英案争论焦点为切入点,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融资界限,分析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原因,提出建立非刑法民间借贷规制模式的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     

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关系是法律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研究的重点,两者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并非相互矛盾的二元体.本文试在分析相关案例及查阅名家言论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国家法与民间法是法律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将继续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发挥各自效力.     

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市场的不断深化,民间借贷①作为正规金融的合理补充而日趋活跃。近年来,民间借贷已成为企业、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获得资金来源的重要借贷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加上法律漏洞和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叠加显现,民间借贷纠纷日益突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前,亟需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法律规制为主的综合性监管体系,规范民间借贷的合理发展。民间借贷的现实境况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浓厚的传统渊源,在我国早期社会就已存在。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明清时代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通过“税契”方式的介入

明清时代的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是通过契约订立后收取契税的方式完成的。"税契"除了通常认为是要赋予钤印契约法定的所有权证明力之外,官方还希望能够通过"税契"这一程序为"惟正之供"的田赋征收提供保障作用,即协助掌握土地流转之后的所有权归属信息以便征税。官方对于民间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最终指向,是要确保其对于土地产出可以征得税赋。在官方将契约习惯纳入自己的治理体系时,十分重视民间对此的反应。当"税契"条文的立法意图得到满足时,便不会过多地干预到民间契约习惯当中。正是由于官方与民间两重因素的叠加,才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法秩序与"税契"法律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