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表见责任研究——以物权法善意取得为视角

善意取得理论解决的是外观信赖人取得受让财产权利的正当性问题,而真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则在于其应承担的权利表见责任。权利表见责任,即所谓“对权利表象的责任”。权利表见责任有其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必然性,其法理基础在于理性受意人角度的意思表示解释理论。权利表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是作为第一性的义务,而非第二性的法律责任。     

法官的经验与理性

初民社会是以人神互相感应的方法来解决诉讼问题的,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遗迹。大陆法系的司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演绎,重视法律的理论体系;而英美司法则完全是经验性的,强调遵循先例,而不注重体系。法官对法律的思辩是依赖于经验的,但是经验却不总是足以对思辩的疑惑提供裁决,所以真正的法官思辩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法官对经验与理性的追求体现的是法律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力量。理想的法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经验理性。     

儒学与构建中国现代性——专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

一年来,于丹热了,《论语》热了。其实,传统文化在中国民间的复兴早就开始。有人说,这是在革命年代过去之后,人们想追求一种信仰以安身立命,处世为人。也有人说,这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虽然它背后有市场推波助澜。     

论刑法理性

本文从刑法的实体规范和运作过程相互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刑法理性的概念,强调刑法理性贯彻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性、合理性、节制性构成了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     

日本拒绝对华民间赔偿法律依据辨析

由于日本把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混为一谈,不承认中国受害者具有索赔请求权,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致使对日民间索赔诉讼鲜有胜诉或以救济金、慰问金应付了事。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放弃国家赔偿不等于也没有放弃民间赔偿,民间受害索赔请求权是多项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金或慰问金不具有国际法律责任意义上的赔偿性质。日本政府只有对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作出实质性赔偿,才能对受害国、受害者及其亲属有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交待,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     

民间法视野中的村规民约——以河北省某村的民间调查为个案

村规民约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村规民约都起到了维护农村规则之治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村委会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村规民约并不属于正统的国家法律体系,只能归入民间法的体系中。在民间法的体系下,村规民约有着其特殊的构成、性质和作用。     

什么妨碍了民间对日索赔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松村高夫说:“4月27日的宣判,是政府和法院共同制造的、令日本蒙羞的事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合作

什么是农村公共服务?鼓励农民合作有何意义?作者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乡村社会资本能够使农民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它可以动员民间力量解决某些现实难题,并发挥在农村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打造中国信用经济的理性思考

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 ,是有序的、规范和成熟的法制经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经济发展经验 ,研究中国信用经济发展历程 ,探索中国信用经济发展特色以及发展的思路与途径 ,无疑对中国应对WTO挑战、融入世界经济洪流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是作为组织者、决策者、统领者的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在实践中 ,领导干部在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上往往陷入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打好了理论基础 ,有了较高的理论修养 ,自然就有了理性思维能力。二是认为理性思维能力的问题 ,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一般 (基层 )领导者没有多少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的地方 ,无需在理性思维能力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两种认识是错误的 ,非常有害的。理性思维能力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忽视的问题。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领导干部才能切实提高理性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