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的公民代理

公民代理是指不具备法律执业资格,也非当事人近亲属或工作人员的人,作为委托代理人从事代理活动的行为.随着行政诉讼中公民代理行为的逐渐增多,确实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民代理行为,实务及学界褒贬不一,怎样看待和治理行政诉讼中的公民代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及反思

自2013年8月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近两年的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手段的分析,阐明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正从单一的"上层官方治理"转向"全社会共同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的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治理路径转变的原因,为我国网络谣言的进一步规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如下:应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建国初期国家管理和治理政策司法化探析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后,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创造性通过"运动治国""社论治国"的方式,用指示、规定和命令等政策、媒体和法治的方法,管理和治理国家,形成独特的管理国家的规律,为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论我国民族自治州的县域治理

由于特殊的体制安排,民族自治州的地方治理基本等同于县域治理。我国的十个藏族自治州涵盖了四省藏区的绝大部分区域,在政治地位上不同于西藏自治区,在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沿革和宗教文化等方面,又与中、东部的民族地区有诸多不同,上述因素构成了藏族自治州县域治理的地理环境约束、宗教文化约束和体制约束,如要打破这些约束,就需要在行政区划、权力结构及政府职能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才能促进这些地区的真正繁荣。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都促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地方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之一,其突出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外交既需要国际制度的内化,也要有央地关系的优化,以实现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相互促进。     

扶贫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阶段性特征、逻辑框架与发展保障

实现扶贫治理现代化是脱贫攻坚工作的更高要求,需要准确把握适度普惠的理念初步形成、多元主体的共责机制趋于完善、"美好生活"成为脱贫攻坚共识等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从党的核心的认同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四个方面建构扶贫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框架。同时应关注扶贫治理过程中的外部资源"强制嵌入"、扶贫开发"运动异化"和工作推进"盲目跟风"三种倾向,重视乡村价值发现和本土资源利用,重视系统资源整合和脱贫长效机制完善,重视扶贫开发形势的理性研判和实践探索,以进一步推进反贫困事业和促进社会发展,增进民众福祉。     

官僚主义的文化根源与治理之道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影响范围广、存续时间长、表现形式多样,目前已经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顽疾,治理难度大。治理官僚主义不仅要从政策和制度角度入手,还需要从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去寻找对策。从历史形态上来看,官僚主义文化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高度契合;就其现实形态而言,官僚主义文化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因此,要形成治理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引领、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强化行为约束、完善治理官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施制度规范等三者结合起来,多管齐下达到治本的目的。     

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保障。但政策落实环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造假等问题,不仅造成了政策执行低效,也影响着干部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和认可。鉴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方法,以贫困农户、贫困社区的需求为中心,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重点领域在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提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认识和理解,将政治优势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考虑,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