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于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和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除了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更有必要提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地位,并把这种理论当做一种认识和分析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发挥其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世界历史"的立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就是"历史世界化的思维方式",或曰"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包括"整体性原则"和"有机论原则"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论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哲学思维方式是人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的实践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节点上,对中国共产党具体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而形成的建设思维方式和创新思维方式加以论述,无疑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教学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思考

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本,就是民族素质和科学技术,就是教育和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新型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迎合素质教育大潮.那么,历史教学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在知识经济腾飞的时代,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我认为,历史教学要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适应形势的发展,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能为"科教兴国"作出积极的贡献.     

立体思维的根据与规律

本文着重论述了立体思维的根据与规律,它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思维基础,认识现实的有效工具;它可卓有成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其生活的地球进行立体的或空间开发的时代,要进行立体开发,不能没有立体思维和立体设计。     

变革型领导是变危机为发展机遇的最佳选择

变革型领导认为领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与追随者一起努力,创立共享愿景。通过愿景使领导者和追随着的激励与道德水准均得到提升。变革型领导是提升应对危机领导力,转危为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最佳选择。变革型领导具有应对变化、转危为机的独特优势。变革型领导具有化解矛盾、转危为机的思维驱动力。归纳起来,变革型领导在应对复杂多变、转危为机中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实现路径。坚持以事业心、责任心唤起战胜危机的信心,振奋精神,共克时艰;坚持用战略性的“一揽子”计划共启美好愿景,动员和组织人们共同为美好未来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坚持以需求为先、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准在危机中求机遇、在风险中求发展的结合点：坚持以改革精神构建鼓励创业创优创新的新机制,驾驭变化,促进转化,破难解危;坚持以提高学习能力增进转危为机的共识和素质,凝心聚力,战胜危机。     

一个印度人对中国式思维的认知

本文作者运用心理语言学模型,通过分析汉语和梵语所分别形塑的中印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视角论证了中印虽然思维方式不同,但只要加深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相互包容和理解,就可以推进双方在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如果中印能够聪明地利用彼此的长处,中印和世界都会实现互利共赢。     

用和谐思维创新公安工作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当更加自觉地运用和谐思维来谋划创新公安工作,通过和谐执法、和谐管理、和谐沟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使人民公安切实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促进者、维护者和保障者.     

“中国法律阐释学”的建构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了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对确立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确立法治思维是基于新时代对法治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运用法治思维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运用法治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立法治思维的理论创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法治思维理论,对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将起到理论引领和实践推动作用。     

论“后体系时代”律师的立法参与问题

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职业代理特征鲜明的一类人员．在我国确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参与立法作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有着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努力。为此。立足“后体系时代”立法实践的重要转变，结合律师立法参与的需求与供给分析。可以明确作为表达者、设计者、评价者、批评反馈者，律师的立法参与对于促进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立法的合宪性，都有着自身优势。因此，为进一步发挥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法律思维．提升立法质量和成效，清晰界定立法参与中律师的角色、功能。疏浚律师立法参与的顺畅渠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在完善《立法法》、《律师法》中可以考量的必要选项和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