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正引子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作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     

雷慕沙的人品

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的汉学成就在国内学界广为知晓,然而,人们对他的生平经历却鲜有了解.2000年出版的《汉学研究》第五集,刊有译自《中日杂纂》的《法国汉学先驱–雷慕沙》一文.此文对这位西方汉学祖师的人品甚有微言,颇异于笔者所见,因此引起笔者的好奇,乃至于花费若干时间,对该传记的原作者、出处做了一些研究.     

英国汉学专业化:理雅各与牛津汉学的起步及其背景(1874-1876)

在英国汉学史上,尽管马礼逊早就寻求在牛津或剑桥建立像欧陆一样的专业汉学教席,但实际上迟至1875年,理雅各在牛津就任,才标志着英国汉学正式走上专业化、学院化的道路.论文从原始文献出发,探寻牛津汉学建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背景,各方阻力和推动力量,分析理雅各与牛津大学汉学讲席建立之间的关系,可以知道19世纪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英国设立汉学席位可能运作的方式.     

关于国际汉学中“误读”的思考

国际汉学中的"误读"是外国汉学家接触中国文化时不可避免的。"误读"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它的出现明显受到了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相关文论的影响。"误读"理论为我们正确对待汉学家的"误读"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意义:汉学家研究中国、"误读"中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借对汉学的研究审视自身;同时,其他民族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妨成为我们自识的"镜像"。     

汉学涵义辩正——兼论峻立汉学家法的思想史意义

明末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摒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史称:朴学思潮。很久以来,人们亦习惯以“汉学”名之。其实,清儒标榜“汉学”,并非单纯地意指汉代学术,而是在张扬一种崇尚,于内表现为学术理念,于外规制为学术范型,亦即形式上以考据为正统,观念上推崇汉儒经解,本质则是求真,同时还表达了强烈的“非宋学”含义。朴学的“汉学”化改造,完成于乾隆年间,最典型的标志是惠栋峻立汉学家法,可用二十字简括,即明源流、笃信汉、从古字、审古音、谨遵古训、鲜下己见,使考据学问有了明晰的规格,并为学界公认。峻立汉学家法使清代学术上了一个台阶,它既衔接了先导大师的反宋学传统,又抬升了治学的规格,改变了汉宋芜杂、规法不严的混沌状况,为朴学自主成军、出一宗派,继而占领全学界奠定了基础。     

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历史与展望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开始于欧洲传教士来华, 迄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期间经过了 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两条发展路线。国内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 从80年 代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学界在国外中国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在该领域 的性质、学科理论和主体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当日本警察要过汉学关

前些日子，邻居家的一位日本大学生土屋经常来拜访，客气地向我请教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奇怪，土屋最大的爱好是开着摩托车满街跑，怎么可能去研究这些呢？     

利玛窦及其身后的汉学研究

始于明末清初的以刺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东学西渐之门。这种最初纯粹观念性的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成为18世纪以来西方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源起。其后的二百余年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勇敢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新世纪，尤为有意义。     

D 平型关大捷的败军之将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族家庭。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 ,二是儒释道三学 ,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他认为汉学提倡“天人合一”,这与西方宗教“创世”概念迥异。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 ,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 ;同时 ,汉学的这些思想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