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朱子学者的产生与新汉学的传播

以朱子学为核心内容的新汉学从镰仓时代开始传入日本。然而,日本的文化承载者禅僧们仅选择性地吸收新汉学的禅宗和诗文等部分而疏离朱子学,博士家同样对于新汉学的核心内容朱子学吸收有限。只有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日本朱子学者的出现,日本社会才得以系统地吸收朱子学,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了新汉学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传播。     

利玛窦与西方汉学

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利玛窦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进的贡献 ,论述了他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人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关于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思考     

区域研究在美国中国学中的兴起

区域研究自六十年代在美国流行以来,逐渐渗入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文在总结以施坚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区域研究法及其所引起巨大反响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它与西方相关理论背景的对话关系,并从美国汉学内在发展和文化史的角度反思这种研究框架运用于中国文化研究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的汉学研究及其特点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虽然在传教事业上表现平平,但是其中许多成员在汉学研究领域却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在研究工具、方法、对象、内容、立场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立而典型的民族特色。由此,不仅为俄国汉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积累了一定经验。     

从汉学到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海外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经历了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形态嬗变。因为国家的利益导向、研究者的情报来源、从业背景和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等原因,研究范式从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视角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研究中的价值取向看,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型包含了从西方中心取向到中国中心取向的过渡。中国中心取向注重中观分析和内部观照,以期在多元世界中发现中国的独特性,代表了对中国研究的未来趋势。     

作为研究对象与对话者的情感汉学

海外汉学是汉学家等国外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就西方汉学而言,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所开展的研究中,情感与知性因素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感是西方汉学发生的策动源,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汉学的知识生产。将情感与汉学二者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依循情感这一逻辑主线还原有温度的情感汉学,与汉学开展温情式平等对话,最终建构起汉学与中国文化间的“情感-认知共同体”,推动汉学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外间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     

世纪《大典》 文化桥梁——《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评介

俄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从18世纪算起,已逾300年。期间,俄国涌现出一批成果丰硕的汉学家。帝俄时期比丘林、巴拉第和王西里等曾享誉国际汉学界。     

世纪《大典》文化桥梁——《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评介

俄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从18世纪算起,已逾300年.期间,俄国涌现出一批成果丰硕的汉学家.帝俄时期比丘林、巴拉第和王西里等曾享誉国际汉学界.     

《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型的巨作。1588年该著的英译本在英国广泛流传,成为英国人获得真实且周详的中国文化资料库。该著对英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汉学知识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英国人认识和了解汉学之肇始。     

20世纪印度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

20世纪以来,印度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呈现了如下特点,在文学研究方面,论文多专著少,重现当代文学轻古代文学等。在历史研究方面,印度学者最初主要围绕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展开论述。随着时间推移,印度学界开始撰写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中国历史著作,他们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对于中国当代热点问题也进行追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