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

伴随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青年带货主播的劳动激励机制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其工作形态也从情感劳动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是指主播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创造出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从而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由于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基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直播带货会形成不稳定的短期化就业。但"离场"后的主播并不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能随时"返场"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     

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论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历史性跃迁和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也被悄然重塑。有着超强分散与积聚功能的移动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的互动交往、话语表达与集体行动,同时也无限放大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借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把准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自主创新网络信息技术,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等着力点。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担保贷款两头骗”司法争议问题研究——以2014-2018年的裁判案例为研究样本

"担保贷款两头骗"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以骗取贷款的行为。通过对2014-2018年裁判的该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理论界对于该类案件的性质认定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借款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无论最终受损失的是银行还是担保人,"担保贷款两头骗"的行为都应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借款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在担保人已经偿还了银行的借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慎重适用骗取贷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