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在依法治国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问题研究——以南宁市民主党派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政党能力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举足轻重。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亲密合作伙伴,执政党能力的提高与多党合作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民主党派参与到依法治国的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本课题通过阐述民主党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替代的自身优势,研究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党能力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三者内在逻辑关系,以南宁市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分析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实践经验和存在困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就民主党派参与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研究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善治被置于重要地位。善治所针对的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未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未充分发挥行政客体的潜力等。善治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主要有:在透明性原则下的民主治理;实行法治,保护公民权益;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下,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善治理念下的提升对策有:树立善治理念,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发挥行政生态的优势。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模式研究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经历了以法令为基础的管制与命令模式、以成本与收益为基础的市场激励模式及区域共治模式三种类型。管制与命令模式可再细分为以地方和州为主导的管制,及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管制;市场激励模式以泡泡政策和排污权交易政策为典型;区域共治体现为广泛的州际合作、州内合作和部门合作。分析美国治理空气污染中的政策模式及内容对我国空气污染治理不无裨益。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困境和反思——以四川省A村、B村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社区进行了协商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四川省A村和B村就是其中的例子。通过对A村、B村协商治理实践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利益平衡视角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链中涉及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等多方利益主体,而"利益"的驱使是产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市场经济各方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格局状态下,只有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引导来调节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促进农产品的安全供给。     

协商民主的新视角释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今天,协商民主以其独有的丰富内涵和形式凸显出在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两个重大课题中的内在逻辑联系。新的时代赋予了协商民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创新和拓展。以新的视角全面准确地把握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求和趋势,是有效推进协商民主具体化、现实化,实实在在"真协商"的前提。     

持续优化我国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发展竞争力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际上是实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必将进一步彰显我国的体制和制度优势,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的国际竞争力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期显示出鲜明特点,如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借力于宗教获取选民支持,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欧盟践行自身的政治议程和寻求合法性,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等.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治理进一步暴露出脆弱性,折射了中东内生问题、土耳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及对局势的误判.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方面进行大清理、对外交做出大调整,将国家发展带入拐点,增加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式扶贫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打车软件的治理研究

打车软件诞生短短几年里带来的巨大冲击,给政府治理出了道难题,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考验。打车软件一方面扮演了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鲇鱼",缓解了打车难,改善了服务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符合环保理念;但另一方面也冲击社会稳定,蕴藏着新的垄断风险。打车软件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代表着"共享经济"新形态,其快速成长源于技术与资本联盟,治理困境则是新风险社会的缩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对打车软件的治理要破除部门与资本利益的掣肘,通过出租车行业的双轨制,以法治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治理的制度化与科学化,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