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打上工业社会烙印、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越发不适应公共危机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变得应急效率低下,使公共危机演变为国家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人们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进行错误的归因,即控制力度不足。结果,增强控制又导致公共危机管理不具备灵活性、响应性与适应性,更难应对今天的公共危机挑战。对危机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即本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多元共治网络型危机管理模式。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正>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清末川边治理中赵尔丰与清廷互动论析

英俄觊觎西藏使得连接川藏的川边重要性凸显,清廷为保藏固川,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的同时也逐渐调整川边治理策略,清末赵尔丰对川边的经营使得川边治理取得重大成效。但川边治理过程中,赵尔丰与清廷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如调任驻藏办事大臣之初赵尔丰不愿进藏遭清廷严厉督斥;因西藏地方抵制进藏未果后,赵尔丰力主对藏用兵、对川边改流建省;而清廷仅让赵尔丰护送川军进藏,否定川边建省计划,主张川边仍设道归四川省管辖等。本文聚焦于1908到1909年,从清末川边经营中赵尔丰与清廷的互动,论述清末清廷边藏治理政策仍在强硬与退缩之间调试摇摆,阐述清末开启的川边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向近代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体系的转变。     

假若西门大人也腐败

记得上小学时,曾学过一篇课文《西门豹治邺》,说的是战国初年,魏文侯派西门豹治理邺的故事。邺城遗址就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城南的临漳县的漳河岸畔。。聊起邺城,大有讲究。相传邺城为齐桓公所筑,初建于春秋时期。     

苏区标语宣传的历史脉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标语宣传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在苏区,标语可以说是遍及城乡,无处不在     

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嬗变与和谐之治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三十年,也是价值观念嬗变的三十年,社会转型与价值嬗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转型是价值嬗变的逻辑起点,而价值的嬗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顺利转型、健康转型和完美转型。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拉美国家的腐败与可治理性问题

腐败是影响实现可治理性目标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社会公正乃至社会伦理道德的清明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拉美地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造成民众对各类正式制度产生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威胁,导致可治理性问题和可治理性危机。拉美地区的反腐斗争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除少数国家外,腐败恶性发展和持续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腐败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拉美的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明确界定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框架内,它们理应在农村社会和谐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乡政与村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化解。为此,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