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区域发展”论析

"统筹区域发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缩小区域差距、兼顾"两个大局"的现实思路.在这一思路下形成的西部开发、中部"隆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由此形成的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新的联动关系,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浙江舜宇集团党建工作实践的启示

余姚作为东部沿海开放较早的城市,私营经济发达,非公有制企业较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实现了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淅江舜宇集团党建工作的实践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数”说2020

2020年是极不平凡、极其不易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辽宁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当前,辽宁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数据要素市场化与开放共享程度不高以及数据要素权属仍然不明、价值不清等。建议进一步推进数据共享开放,提升数据要素交易流通能力,加强数据资源汇聚融合与创新应用水平,保障数据流通安全,强化数据交易全过程监管效能,以深化辽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基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要解决发展经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乡村振兴等问题,应坚持"三个不变"和"两个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结合西部特色不变,转变发展理念、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基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可从实现基于信任的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协作,最大限度激发西部地方政府善治内生动力,提升西部地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创建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程.此后,双方又签署了一系列协议,CAFTA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从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视角,探讨CAFTA创建的动因及其发展前景.中国和东盟从CAFTA中能够获得各种经济收益,但CAFTA作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自由贸易区,其福利效应并不十分显著.政治收益是中国和东盟创建CAFTA的最基本动因.为减少实现CAFTA政治目标的经济成本,CAFTA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浅度和开放一体化的特征.     

为战鹰筑巢──记张连总指挥领导建设福建晋江军用机场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利用中国人民正在抗美援朝,沿海尚未部署空中力量之机,大肆对我沿海城镇、港口进行轰炸扫射,造成居民、渔船等生命财产重大损失。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我空军战机要适时进军福建,打击美蒋飞机对我沿海地区的破坏。并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为此。决定在福建沿海建设若干机场。为我空军战机进驻福建前线作战做准备,其中一个选址晋江县。以梧林区大沙塘为中心,周边各乡征用土地近3000亩,建设一个前沿一线机场。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共同体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反映了新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决策层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促进了跨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制度、不同规模和不同治理模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合作新模式,从分布经济学角度可以对此进行考察和解释。RCEP的签署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新的开放机制,倡导了新开放主义的政策主张,能够对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产生广泛而系统的抑制效应,有利于自由贸易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推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亚太共同体,进而推动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涉外法治:开放发展的规范导向

中国倡导、规划、推进的涉外法治思维和工作是法治理念、法治体系在国家涉外工作中的投射,与国内法治、国际法治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着立场和外延上的界分.涉外法治是国家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推进法治的涉外拓展,也表征着涉外关系的规范导向、法治转型;体现着本土法治的国际影响,也包含着国际法治的本土适应.涉外法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匈牙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评析

匈牙利政府自2010年起推出的“向东开放”外交政策是该国多元化务实性外交的重要一环,该政策不是欧尔班政府短期内的投机性政策,而是对全球“东升西降”发展态势的判断与行动选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动因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其中前者与其他中东欧国家寻求新的市场和投资务实性考虑类似,后者则是因为“向东开放”政策具有东方民族性与“非自由民主”政治诉求背景。匈牙利积极开展与东亚、中亚、土耳其、外高加索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匈牙利反对党将该政策作为欧尔班政府反对欧盟的代表性政策加以批评。虽然2022年匈牙利大选欧尔班政府取得压倒性优势,但是在俄乌武装冲突的影响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价值观同盟压力增强的态势下,匈牙利政府外交的有限自主性势必将进一步被压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可能会出现稍许波动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