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生态圈与文化安全

生态学的兴起与发展 ,是人类探询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解构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及世界各种文化种群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碰撞与交融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尖锐交锋客观存在的大背景下 ,如何搭建一个多种文化对话的平台并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对话机制 ,是 2 1世纪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 ,从生态学的原理来分析和理解今天地球上的文化差异与共性 ,探询世界不同文化圈或文化种群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从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准自身文化发展的立足点 ,寻求安全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机制 ,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和尝试性的途径。     

刑事证明基本问题反思

本文对刑事证明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除了客观的案件事实外,还有形成的证据事实、收集的证据事实、举证的证据事实和认证的证据事实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采“二元”结合的证明标准,体现“一个幅度”、“三个层次”,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皆不可行;应当加强案件证据关系特别是印证关系的研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合理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法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性困境——基于内部视角的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运行路径上分为排除法则与瑕疵证据补正法则两种范式。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例外情形,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在实质层面承载着排除法则的功能。其正当运行以准确划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为前提,但司法实践却折射出规则的内部结构性缺陷: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模糊,不仅导致排除法则范围不明确,诸多违法所获得的证据也难以涵盖其中,而且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往往成为非法证据不排除的方便之门。破解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司法解释构建覆盖面广、刚性的排除法则,并通过指导性案例渐进地发展精致而实用的例外法则。     

局长永远是第一

办公室的丁主任是个人精,他深谙官场法则,但凡局里写通知、发通报,甚至写礼单,只要涉及到姓名的,永远把鲍局长摆在第一位。这年,局里投票选先进个人。这下,丁主任可愁坏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候选人都按姓氏笔画,自己姓"丁",笔画最少,一不小心,就得排到鲍局长前头了。这可不行啊!他思来想去,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果然,名单公布出来,鲍局长的     

激活正能量的快乐法则——读理查德·怀斯曼《正能量》有感

“正能量”本是物理学名词,指以真空能量为零,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为正,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为负。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在其专著《正能量》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当正能量不断被激发时,负能量就会逐渐被取代,人就会释放巨大潜能,攻坚克难,走向成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大数据:需要应对的时代处境

正"时代"一词是对"时间"的一种社会性表达,是对社会运行的客观时序的人性化表达。时代的特征本是运行于其间的社会和人所赋予的。当社会发展使得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序中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越来越繁复时,时代成为空间、时间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综合体。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和各种社会形态,彼此成为他方的背景。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形态之间交互作用的加深,特别是在全球     

当前中国八种不良社会心态

在当下世俗社会,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更多表现为它的负面形态。在当下中国,有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研究、引导、化解     

“带病提拔”与“海恩法则”

“带病提拔”是干部选拔中的一个用语,“海恩法则”是生产安全中的一个用语,两者风马牛。可笔者经过研究（如果可以称之为“研究”的话）,发现“海恩法则”与“带病提拔”竟有某些共通之处,如果把“海恩法．则”运用到干部选拔中去,对预防干部选拔中的“边腐边升”现象会大有裨益。     

传闻证据规则与侦查笔录的运用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确认的一项证据规则。按照传闻证据的基本特征,侦查笔录属于典型的传闻证据。考察国外刑事诉讼法不难发现,一般而言,除非侦查笔录符合特定的条件,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侦查笔录才有可能具备证据能力。否则,侦查笔录就被视为一种传闻证据而不具备可采性。解决侦查笔录的证据能力的有效办法就是直接传唤制作侦查笔录或者实施各种侦查活动的警察出庭作证。     

科斯定理在侵权法制定中的应用

科斯定理认为 ,交易成本的高低对权利规则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交易成本较低 ,权利的原始配置就不会影响太大 ,因为当事人会自行重置 ;但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 ,一般会保持权利的原始配置状态。科斯定理不仅是经济学原理 ,在侵权法领域也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