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制度防腐的思想与历程

中国古代以法律制度反贪防腐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制反贪防腐的基本思想,其一是通过立法用以防腐惩贪;其二是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得以拒腐防贪。另一方面是法制反贪防腐的基本实践历程,它大约经历了隋唐前立法治贪逐步兴起和唐宋后以法治贪逐渐完善和系统化两大阶段。     

知识分子，你要否反思？——读明士李东阳传后杂感

据《明史》中关于李东阳的传记 ,大学士李东阳是明代的一位名臣 ,明正德年间 ,皇帝昏庸无道 ,宦官刘谨专权 ,与李东阳同时的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开了朝廷 ,只有李东阳留了下来 ,为官愈加恭谨深沉 ,在与昏君权宦周旋的同时尽力帮助维持着越来越破败的朝政 ,使之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及后世的儒生士大夫对刘健和谢迁保名而退持赞扬态度 ,对于昏君权宦或权臣正面抗争的忠臣义士也持赞扬态度 ,因为他们保全了士大夫和忠臣的名节 ,而李东阳虽然没有与权宦同流合污 ,且尽力维持了朝政 ,儒生士大夫们却对其颇有微词 ,以至李东阳晚年谈及…     

民行检察中运用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诉讼活动追求的目的，也是民行检察部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法院再审，是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程序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着眼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依据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在履行民行检察监督权上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同构--浅议"文革"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除具配合政治基础的因素之外,应当具有其主体独立性.然而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中,文艺却走上极端,成为了纯粹的政治符号.本文试从文艺理论思潮及文艺创作角度,浅析在文革时期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同构关系及其带给我们的思考和经验教训.     

内地与澳门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之比较

内地与澳门虽然都建立了程序性违法的制裁制度,但价值理念、法律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地在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各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成其较为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相比而言,内地有关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则存在不少问题。深入比较两地的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研究其各自的运作机理和制度绩效,对于两地尤其是我国内地程序性违法制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信息产权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传输中信息资源的下载与利用网络信息咨询与传统参考咨询最大的不同在于网络信息咨询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及大量地利用网上信息资源作为参考信息源来完成咨询问题的解答。网上信息资源有些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公共信息，不会产生版权纠纷；而有些则是受版权保护的产权信息，使用不当则会导致法律纠纷。（一）联机检索数据库。联机检索数据库是重要的网络信息资源，也是网络信息咨询中可能使用最多的学术性信息资源。目前互联网上有各种商业数据库数千个，还有许多非商业性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中，有些是由拥有独立著作权的作品…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在宣传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热潮中,笔者于12月中旬深入曲靖部分县（市）区、乡镇、村和企事业单位,以实地考察、与干部群众交心谈心、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等方式,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这次深入调研,对全市近几年来公民道德建设的做法、成绩、经验以及热点、难点和存在问题,获得了更客观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一对如何紧密联系实际贯彻落实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任务更明确     

有关公证审查的若干思考

公证,作为古老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是顺应社会的实际需求而逐步为国家管理所需、所用.许多国家甚至通过法律对于一些重要的、复杂的经济事务强制性地要求公证的必要介入,强制性地用公证的手段对这些事务实施法律层面上的监管和调控,以实现利益的衡平、秩序的维持、安全的保障.可见,公证制度本身的价值是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的.但是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的制度在我国的运用中却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呢?究其实质是这种制度在我国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包括制度运用者本身的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缺陷制约了公证制度价值的体现,甚至破坏了公证行业的整体形象.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综述

法律行为理论是法理学基本范畴之一,随着行为法学传入中国,我国学者亦重视对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为了避免重复性研究,笔者不揣法陋,对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从研究意义、法律行为释义、法律行为的结构、分类、评价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述.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及其成因

本文首先分析了法律与语言之间的同生共存关系,然后在论证模糊性是语言的固有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作为语言变体之一的法律语言必然具有模糊性。最后,从法律语言本身的特征、科技发展及执法灵活性等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呼吁法学界与语言学界加快联合研究的步伐,迎接时代向法界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