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会计工作应以诚信为本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是会计职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近年来 ,会计业传出许多丑闻 ,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会计业的信任危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坚守诚信。诚信建设德治是根本 ,法治是保障。必须将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 ,不能偏废任何一方。     

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

本文提出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并从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从我国国家和法的性质上阐明了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所以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腐败的方法是否正确,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腐败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既然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因“法治”能从根本上预防、限止和杜绝权力的滥用。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

《周礼》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提出“和谐制度”……显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远古还是现代，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     

斩向毒品犯罪的利剑——浙江省打击毒品犯罪纪实

<正>利剑出鞘宛着狂飙1985年,浙江省首次查获贩卖海洛因案件。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云南边境贸易中陆续发现浙江商人(以苍南籍为主)中有大宗贩毒行为,并与境外贩毒组织订立长期“购销合同”。与此同时,苍南及其他温州籍人员回家夹带、贩卖毒品现象也开始出现。     

建设“法治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建设“法治浙江”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当前，我省正站在“十一五”发展的新起点上，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省委提出并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与十六大以来省委作出的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构成了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加强罪犯普法教育的建议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共同主题。法制建设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法制建没的归宿。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其法制工作的质量,直接标志依法行政的水平。那么,如何加强司法行政法制工作?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要高度重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为建设我国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维护司法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国际上一种通行的做法，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全新的事情。我国原来实行的初任法官考试和初任检察官考试，基本上是一种内部的任职考试，不面向社会，资格和任职没有分离。原来的律师资格考试纯粹是一种资格考试，是面向社会…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