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赶超崛起步伐

新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必须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充分发挥工业在赶超发展、浙中崛起中的重要作用,符合中央精神,体现省委要求,顺应发展趋势,切合金华实际。     

个性化培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的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回应了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现实所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实践意识和行动自觉性.正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界定；二是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与传统教育观问题的凸显；三是重点加强对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和谐引导.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银川建设

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建设法治城市,就是要实现城市治理行为合法化、治理过程有序化、治理规范公开化、治理形式正当化、治理理念市民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仅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且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     

聚焦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关键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3日闭幕,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重大任务。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公报中,＂法治＂一词出现了50余次,＂依法治国＂也是高频词。     

法治文化建设的三点思考

法治文化是推进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是落实依法治国重要方略的内在要求。目前,由于法治文化建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构建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应强化宣传教育,树立法治信仰;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法律体系;积极厉行法治,形成法治风尚。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全方位多领域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规划,包括规范和完善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群众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同中共同参与国家治理;通过立法、执法、普法教育"三管齐下"式的全面规划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基础。     

论法治的基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厉行法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可以也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融会贯通，其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经济制度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贯彻了法治的平等保护原则。第二，以人民为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制度价值追求，贯彻了法治的人权保障精神。第三，集中力量...     

国内外一月大事

(2015年1月29日至2月28日)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新华社2月1日报道,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2份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包括: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     

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