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文章认为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强调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多个层面具体地揭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伦理意义;其次,深入地透析执政能力建设所蕴涵的思维品质;最后,强调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执政能力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论刑事立法方法

<正> 在执法环境和司法人员素质这些外在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刑事法律效能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刑事立法本身的因素,即指导立法的政策思想是否适当以及立法方法是否科学。在刑事政策(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被认为适当的前提下,立法方法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刑事立法方法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亟待拓荒的一块领地。《刑法》颁行10余年来实施成就显著,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些章节条款需要修改和补     

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探讨

随着我国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如何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有待于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探讨。本文从理论上界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取向,探索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机制。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     

开阔思路，转变执业思维，开拓新的法律服务市场

我从管理的角度来谈谈《判例与研究》，也即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它。那样对于律师执业，指导我们进行司法活动将起到很大的作用。我第一次接触该杂志是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时候。杂志里面的文章无论对律师界还是法律界同仁，在处理一些法律问题上确实有指导意义。它是根据真实的案件进行剖析，对生效判决进行法理评析，可读性强。尤其是对法律界的人士更是如此。万没有想到的是，     

文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分析

作为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文莱政府在追求社会认同的最大化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稳定中的文莱政府带来了某些合法性问题。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合法性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正式制定法律法规的要求、历来适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以及个人的魅力。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纯粹的类型”,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只是侧重的程度不同而已。①合法性来源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法理的、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意识形态,政…     

对劳教人员“多进宫”现象增多的思考

一、引之近年来,劳教人员“多进宫”的现象在各劳教所都普遍存在,且在各劳教所的劳教人员构成中占较大的比例,“多进宫”劳教人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再次被劳教的时间间隔较短;二是绝大多数属财产型盗窃行为。因此,这种具有普遍性、突出性、短时间性和财产型多发性的现象,不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