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

将犯罪客体与行为对象加以区分,犯罪客体不是具体的人或物,并不违反哲学原理。说马克思1842年的著名论断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根据,其证据尚不充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用它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难以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保护客体、犯罪客体与侵害客体各有其含义的规定性,使用时应注意场合。     

代表联系选民“四宜”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沟通，以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各级人大代表通过定期走访、组织座谈等形式，有效地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收到了很好的实效。实践中，笔者体会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有“四宜”。     

“释法”有利于法规的正确实施

据报道,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赋予市民申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地方性法规的权利,并通过当地媒体公布,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后,一些市民就成都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中有关汽车线路实行专运权的不同理解,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相关条款解释的申请,法工委在接到申请后的第三天就作出了明确的书面解释,使该市公共汽车运输线路整顿工作平稳进行。“制定这项规定有创新意识”,受到了法律专家众口一辞的肯定。众所周知,立法是一个程序非常复杂专业性极强的过程,随着以人为本、开门立法宗旨的确立,一件法规的出台…     

法、道德和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文化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软实力由观念文化所组成,内容丰富,但是其核心是法和道德的观念和知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表现在法和道德的状况上。法和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创造和谐,因此,具有普世的价值。     

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转轨期的中国立法

本文针对转轨期的中国立法,采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分析了传统管制向公共规制和立法博弈发展的理论和现实。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