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替代利弊分析

死刑存废之争在世界范围内沸沸扬扬,然而坚持适用死刑的国家无论面临来自国际还是国内的废除死刑压力和呼声,仍在适用死刑。我国适用死刑的总趋势是减少,甚至逐步被替代,替代是接受彻底废除死刑观念的过渡。事实上,我国刑法大部分适用死刑的犯罪不存在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替代也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并对立法和司法提出新的挑战。     

屠城、妄杀与死刑奏报——论蒙元时期死刑文化的转化

蒙古帝国初进中原的屠城之制,是根据蒙古传统法令而进行的一种刑事惩罚,它并不包括在成吉思汗所禁止的“妄杀”的范围内。但在向中原汉文化地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面对着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逐步改变其政策和法令,其草原法文化也开始深受中原地区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死刑方面的转化就是把屠城包括在妄杀之中加以禁止,并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建立起死刑的奏报制度,对死刑加以控制。但和唐代等比较起来,元代的死刑程序比较粗略。     

论死刑赦免制度之激活

赦免制度在我国久未启用,而激活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具有政治、社会、司法价值,而且对于缓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消除社会矛盾,减少死刑误判都具有重要意义。出于国防、外交等国家利益以及人道主义考量,对死刑犯可以考虑赦免,但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死刑犯则不能赦免。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死刑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它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形成一种合理的刑罚结构,这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文章仅探讨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下,如何完善我国刑罚主刑中的死刑制度,并针对死刑制度的弊端,提出修改的建议和措施,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刑罚现代化。     

论面临死刑犯罪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诉讼程序中设置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旨在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诉讼主体地位,以求最终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实践中,面临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应该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对其采取不同的保障措施。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解读

2014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时隔3年半,刑法再度启动修改。此次修改刑法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统筹考虑刑法与拟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的衔接配套,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落实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中国毒品犯罪死刑的概况及其控制

解放初期我国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成效显著,长期是“无毒国”,无需对毒品犯罪规定死刑。改革开放后,鉴于毒品泛滥、社会危害加剧的新形势,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毒品犯罪始规定死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受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影响,我国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立场演变为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从毒品犯罪市场化、准组织化的现实来看,刑罚轻重应与毒品犯罪的利益、风险相适应。还应通过医疗技术、替代药物、帮助吸毒者回归正当的社会生活、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更好地发挥社会措施对刑罚的替代作用,尽可能切断毒品犯罪的经济根源,从而限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毒品类死刑案件辩护技巧

正近年来,本文作者承办的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诉的案件66起,二审及复核程序辩护后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35起,发回重审的4起,毒品案件未遂的辩护在毒品类案件中,尤其是针对贩卖毒品罪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态度尚不明确。在实践中有的法院明确对未遂作出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体现,有的法院则认为贩卖毒品罪应参照行为犯处理,甚至在一些省份的法院与检察院明确形成了参照行为犯处理不适用未遂的书面意见,认为只要是以贩卖为目的实施了准备毒     

论死刑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为切入点北大核心

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并没有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曾成为司法机关满足被害人家属诉求和平息社会舆论的牺牲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未核准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中国进行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