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失下的竞争性博弈——高校法学人才流动与流失

多年来,我国高校之间法学人才的流动呈现出马太效应、单向区域聚集效应和鲇鱼效应等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之间法学人才向经济实力较强而法学人才需求较大的东部省份流动,有其现实必然性。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来说,由于缺乏一定的补偿机制,则呈现为明显的人才流失现象,其所带来的潜在弊端无疑值得关注。而相关制度的缺乏在使我国人才流动呈现无序性的同时,也使人才人事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谈网络招聘广告的写作

招聘广告是用人单位借以宣传自己、吸引人才的媒介,一份好的招聘广告,可以美化用人单位的形象、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前来加盟,为用人单位带来人力资源的竞争优势。当前,网络招聘网站已经成为人力资源流动的主渠道、主平台,网络招聘广告写得好不好,足见人才招聘工作者的专业功力。     

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构建SMC基本计划中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日本农地流动制度研究——兼谈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创新

日本的农地流动制度包括废除以往农地流动的相关限制、建立健全农地流动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激励农地流动、加强农地整治、培植农地经营的新型主体等几个方面.日本的农地流动制度理论主要包括:自由农地流动难以集中配置资源理论;最小农地规模理论;物权由所有权向使用权转移理论;农业调控理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应作以下方面的创新:逐步放开对农地流转的种种限制,为农地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空间;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降低农地规模化的交易成本;实行有利于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农地适度集中;扶植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培养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担当者.     

非武装押运及其启示

目前,在保安金融押运中,除传统的武装押运外,一些国家已经实行非武装押运,通过提升技术手段强化运钞车等押运装备的安全性能,使现金流动与外界更加隔绝,实现确保金融押运安全的目标。在我国,由于具体国情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金融押运改革以来,实行的是武装押运。毋庸置疑,武装押运在具体的保安金融押运实践中,     

跳出激励视角：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经验观察与逻辑审视

地方干部空间流动是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一项干部管理制度和实践。从结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空间—职务”的二维分析框架,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对2012—2022年担任省级党委常委的干部经历的跨省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干部空间流动在空间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固定和主要的流动方向,而是在职务上存在清晰可辨的流动规律,即担任的职务越高,越有可能发生空间流动,但所能流向的职务越少。究其原因,前者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幅员辽阔和同级行政区划的数量众多,而后者则主要受制于现代科层制的结构和功能。为进一步提升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制度效能,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继续扩大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空间选择范围、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空间流动与空间不流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不断提高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制度化水平。     

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赋能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广州市S街道的分析

“流入易融入难”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为强化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的联结,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提供了平台和载体支持。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通过主体、行动和功能互嵌加强了组织间的连带关系,各类行动子群的内聚性得到提高。中心行动子群及其关系网络相互构建,细化了社区融合治理网络,扩大了流动人口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增强了组织支持力度,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入。基层政府应通过强化嵌入式治理,加强党建带群建,完善组织间互嵌互构协作机制,嵌入数字化技术方法,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式推动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融合治理,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之“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与中国实践

自签署RCEP以来,中国又陆续提出申请加入CPTPP和DEPA。这些RTAs均设置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允许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实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中,CPTPP和DEPA“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与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实践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在证明相关限制措施不超出实现目标所需限度方面尚有难度。为此,我国可考虑推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限缩适用发展,增强本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标准和实践引领作用,并利用容错机制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层面先行先试。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