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海权理论和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海洋国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强弱相对应的现象,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露出端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强大也是同它们雄厚的海上力量有密切联系,现实主义海权理论功不可没。本文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海权意识已然萌发,海权战略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     

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的英美系决定论传统

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的英美系决定论传统,在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体系庞大、声名显赫、地位卓著。它着眼于从技术发展赋予不同地理空间以显著战略价值出发来考虑地缘政治问题,并把国家的自然环境条件看做是决定国家命运和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通过梳理它的现代演变轨迹,来昭示未来理论发展,其巨大意义不言自明。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方略和具体政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争论、挫败和调整,21世纪以来其海洋战略目标和方向愈益明晰,政策行为日见具体,并形成了一套为之服务的决策体系.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具体而言即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实现海洋大国的梦想.当今日本政治出现保守化趋向,其海洋战略及政策行为也给东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亟须引起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从"北方四岛"问题看国际海权争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国际关系遭遇“海洋世纪”的冲击。各国海洋权利冲突加剧,任何岛屿的获得不仅意味陆疆的扩大,而且意味着海疆的拓展。作为海洋大国,我国可管辖海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研究海洋权利的争夺对我国“蓝色领土”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北方四岛”作为我国周边的海岛纷争地带,从岛屿与海洋权利争夺、岛屿与海洋权利谈判、岛屿和我国海洋权益争夺前景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无疑在理论和现实上对我国都有重要意义。     

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

自１６世纪西方航海家不断发现新的陆地以来,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才开始逐渐明确。孟德斯鸠在推崇现代的民主政制理想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所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在孟德斯鸠的激发下,杜尔哥试图建立一种进步论的普遍历史的政治地理学。与此不同,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具有两种文明史观：一方面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是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由于这两种史观具有内在矛盾,麦金德力图用修昔底德式的务实精神来纠正启蒙式的民主理想。麦金德非常忧虑：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者们长期灌输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公民完全不知道还应该从战略上思考国家的安全。     

南海形势稳中有忧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7年,南海局势整体趋缓,地区合作势头显著抬升。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南海问题从局部的主权问题上升为整体性的海权问题;二是域内矛盾仍然存在,并将从根本上影响南海的稳定局势。这种变化将加大中国南海维权,乃至建设海洋强国的挑战。     

日本主导东南亚反海盗合作机制对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重视东亚海洋安全问题,倡议建立亚洲反海盗多边合作机制,在筹建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机制进程中取得主导地位。日本借此介入并主导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地区反海盗执法联合行动,在地区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对地区关系产生影响。日本的主动行动隐含排斥美国、牵制中国的意图,为日本未来在亚洲海上安全领域发挥作用打下基础。     

试论近代日本海权的扩张与对台湾的侵占

与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崛起及其向全球殖民扩张相对应的是,陷于陈旧的封建制度和缺乏应对新挑战战略的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弱,使向来处于东亚地缘政治焦点的台湾再度成为各主要殖民国家觊觎的对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胜出并殖民侵占我国领土台湾,     

有效管辖视角下中国南海海权的维护

针对当前中国南海众多岛礁被侵占、大量资源被掠夺的现实,为更好地维护中国海权从而为建设海洋强国打下良好基础,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提到有效管辖这一裁决争议领土的重要标准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以下建议：中国应尽早确定u形线为岛屿归属线并加快制定海洋基本法等管辖依据;尽快建构起坚强有力的南沙群岛海域管辖主体;同时在管辖中实现管辖内容的丰富化、差异化、重点化。     

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纵观世界历史,国际海洋政治大致经历了权力政治至上,权力与利益政治均衡分布,权力、利益和责任政治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在技术进步和国际政治文化变迁两大因素的作用下,未来国际海洋政治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内涵多元化、博弈和平化、格局多极化。任何海洋强国的成功之路都是基于自身先天禀赋和相关情况,适应当时海洋政治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中国的海上崛起也不会例外,需要在目标、路径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主动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