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其所有理论、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确定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应该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人得到自由、解放和发展,才能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把人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人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     

新冠疫情防控下公安民警理性执法提升研究

理性执法是指公安民警通过理智的判断和推理,在领悟参透法律的宗旨和精神的基础上,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抛却负面情绪的影响,恰当地运用法律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执法活动。新冠疫情极大地考验着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在此背景下,公安民警理性执法尤为重要。工作资源-消耗模型为提升新冠疫情防控下公安民警理性执法水平提供了分析思路,当前,存在着执法主体理性素养不足、执法环境严峻复杂、执法对象情绪化、“理性”指标难以量化等困境,不利于理性执法理念的贯彻落实。对此,宜从构筑执法主体专业理性、科学使用警力、培育社会理性心态、加强考核监督四个层面开拓增益路径。     

表达自由的边界与基本法的解释:从香港三级法院《禁蒙面法》相关判决看香港基本法的本地适用

2020年12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有关《禁止蒙面规例》是否违反《基本法》的终审判决.从纵向来说,香港三级法院的判决事实上是对香港《基本法》的同一条文所作的不同解释.而从横向来说,香港终审法院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乃至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反蒙面法和煽动暴力革命的判决都明显显示出公共安全和秩序等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性的相对社会重要...     

生物安全法之正义价值探析——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视角

生物安全法的正义价值体现为自由和平等两个侧面:自由侧面体现为公众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者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平等侧面体现为法律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根据罗尔斯正义理论,自由和平等在生物安全法中遵循"自由权利优先→机会平等→合理差异"的适用顺位,并表现出实质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倾向性。如果正义价值与生物安全法的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发生冲突,则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服从于正义价值的要求。     

表达自由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表达自由是近代宪法确认和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在宪法整个人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表达自由作为精神自由,其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考察其理由,无非是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属于极其重要的自由,不仅社会稳定、民族富强均由个人自由表达、集思广益形成,而且人类文化进步和繁荣昌盛也多是人们相互交流信患和知识的结果.在我国宪政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表达自由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证据制度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类型化分析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裁量权可以分为开放型与封闭型两种基本类别。开放型裁量将价值判断引入司法证明的过程中,使诉讼证明区别于纯粹的科学证明。封闭型裁量则以维护立法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为目标,追求司法证明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两种自由裁量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导致了司法证明在灵活性、判决结果的合法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应当将“以开放的体系追求证据制度在逻辑上的统一”作为证据制度的发展目标,以此确保诉讼证明的和谐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统一。     

论言论自由权的界定与保障

言论自由权是精神自由在政治自由中的表现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自由、平等思想的切实体现言论自由居于政治自由的重要地位,     

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范围研究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以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为目的,依法把包括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海岸、河口、岛屿、湿地或海域划分出来,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1]。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分为生态保护补偿义务主体与生态受偿权利主体,生态保护补偿主体是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与基础。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分析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范围规定以及该规定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范围的完善提供法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