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内监督机制和廉政文化建设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建于1954年11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政府和国会高度统一，党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形成了全方位的控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廉洁建设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06年各国政府廉洁度排名，新加坡以9．4分位居世界第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利滥用及腐败问题。     

美国对海底权利的诉求与国内利益的平衡——以海底界限的争论为中心(1969～1972)

美国海底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利益的平衡.本文从政府部门间、利益集团闻及部门机构与利益集团闻相互博弈的角度,对影响美国海洋政策转向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1945年<杜鲁门公告>是美国首次海底权利声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关于是否扩展大陆架权利的争论.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宽狭大陆架界限的分歧到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的争论,其中的分歧或趋同主导了尼克松政府在海底界限问题上的两次政策转向.最终美国将海底问题交由联合国,回归国际海洋体系.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部门、集团利益在美国海洋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让孩子享有公平受教育权利

2006年9月1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将监督其实施情况列入了2007年法律监督工作重点,同时结合办理王宇新代表提出的关于"建议市人大督促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魏建代表"关于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建议,对我市实施新义务教育法情况进行了执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海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庄公惠、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参加了调研活动。这次调研     

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反思

我国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较高(当事人地位),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瑕疵,实行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且我国侧重于对犯罪人人身惩罚权的满足,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保护则显得不够,也没有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我国应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努力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平衡,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学习“三个代表”回答“三个什么”

江泽民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三问”,寓意深刻,令人深思。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党的宗旨作为“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的出发点;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把勤政建设作为“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的主要内容;堂堂正正为人处事,把修身养德作为“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标准。     

解决农民工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具体表现,然后,指出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与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矛盾冲突的产物。农民工问题是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在于取消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     

对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人权诉求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以权利要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其流派繁杂、形式多样,几乎涵盖了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各个方面。尽管各个派别对权利要求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学界和社会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人权诉求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评析,这主要是指西方新社会运动对人权的明显推动作用,人权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和那样的局限性,它能够回应各种变化现象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对我国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这种运动却忽视甚至反对工人运动,这是我们应该否定的。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沉默权制度的引进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是积极的.然而,目前我国在侦查实践中仍严重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从规则上加以明确,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侦查人员的法制观念,树立依法侦查、文明取证的侦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