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状”与取保候审探析——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刑科”为考察中心

清代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较为完备的时期,一些司法制度已与当代国家法内容极近相似。取保候审制度作为刑事司法中所普遍采用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已初现端倪。本文试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刑科所记载的保状为考察依据,对清代取保候审进行深入探讨。     

清代物权关系构建的基本路径与价值追求——以“业”的概念的再解读为起点

以源自罗马法的所有权概念概括中国古代的物权关系并不完全恰当。通过对清代固有词汇业的再解读及清代典、一田二主等习惯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社会自发形成的物权法律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构建和价值追求:以一物多权为基础,权利要素具有可重叠性和平行性;基于政府控制、文化导向、社会基础等原因,以实用价值、社会共享为基本价值追求。这样的物权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分配、流转秩序同样精巧完整,其思路与价值对当代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中医药干预874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观察中医药干预对晚期NSCLC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874例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采用Kaplan Meier法和COX回归模型对晚期NSCLC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并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并对接受靶向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分别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①874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survival time,MST）为24.0个月,1年生存率为75.0%,2年生存率为49.0%,3年生存率为33.0%,5年生存率为16.0%。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性别、确诊时的体力状态评分（performance status,PS）、年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吸烟史、化学治疗、放射治疗、靶向治疗、中医证型、中医特色外治法、口服中成药时间、中药静脉制剂疗程、干预措施为预后的影响因素（P＜0.05）。③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临床分期、放射治疗、病理类型、干预措施、口服中成药时间、中药静脉制剂疗程、PS、中医辨证分型是影响晚期NSCL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①中医药干预可延长晚期NSCLC患者的生存期。②晚期NSCLC患者中,女性、年轻、临床分期早、肺腺癌、PS低、脾肾两虚的患者生存期优于其他患者。③接受放射治疗、使用口服中成药、长期接受中药静脉制剂治疗且长期接受中医辨证治疗,可以延长晚期NSCLC肺癌的生存期。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

清代东南亚国家有向中国进贡驯象的惯例。这些驯象进入中国境内后按照固定的线路行走,到达北京后,由清廷专设的驯象所进行管理。居住在宣武门内的象房里的大象,得到管理人员的精细照顾,主要被清廷当做礼仪大象使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越南、缅甸被西方国家占领,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向中国进贡驯象。     

清代地方政府市场干预行为探析——以广西地方官府为例

清代的广西地方官府在维护市场规则、统制经营、调控金融和公务采买等方面所采取的市场干预行为对当时广西的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利于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经济平稳运行,也因违反市场规律而导致经济波动不稳,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清代水事纠纷解决途径及其启示

作为封建农业大国,清代水事纠纷发生频繁,解决这些纠纷的诉讼途径和非诉讼途径相配合,其中诉讼解纷途径注重实地勘验获取第一手材料,并且注重国家法令与地方风土人情和水事习惯规则相变通和协调;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调解注重利用乡绅、＂水老＂等民间力量。尤其是诉讼和调解都注重发挥熟人社会的自我监督和教育功能,并促进水事习惯规则生成和传承,值得研究扬弃。     

清代监狱的“非正常”死亡

在清代,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严重的,当时这叫做“庾毙”,即在监狱里病死了。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上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两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然高达一两千人!     

清代“诈欺官私取财”律例中“金融犯罪”类规范的传承与创新

清代律例在诸多内容上表现出了“旧瓶装新酒”的特征。在罪刑体例上,清律几乎完全沿袭了明律体例,而在旧体例的框架下,清律通过修例的方式,逐渐扩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领域,并对新的规范秩序有所创设。以“诈欺官私取财”律为例,在明律与早期清律中,本律都是较为传统的财产犯罪;而在清中叶以后的新订条例,突破传统财产犯罪的范畴,进而开始对京师地区的金融经济秩序进行调控,并在旧律例的框架下,初步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规范体系,进而影响了后续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