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丰八与清末中国西方农学引进

清末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实验农学。在这一过程中 ,上海农学会在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引进方面成就显著。尤其是农学会聘请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负责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 ,对我国经由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农学 ,推广近代农业科学知识 ,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造 ,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论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

清末民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形成了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教育、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这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而且．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清末法律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分析

清末修律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种努力 ,对中国法律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就清末法律改革的原因、基础及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和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普及与推广

清末民初,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自然灾害的频繁,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破坏,中国农业日趋衰败,这从根本上制约和阻碍新式工矿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农业振兴,必须使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和耕作方法,而这又以农民识字、有文化为前提。除了让农民识字外,他们还主张兴办农业教育,设立各级农业学校,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学习和传播农业知识。     

清末礼法之争探析

由于观念与信仰的不同,在清朝末年修订新律过程中,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质是一场中西法文化之争,核心是如何处理好移植西方法文化和中国国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清末修订《法院编制法》考略——兼论转型期的法典编纂

1910年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的法律稿本有四种: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修订法律大臣奏进稿、宪政编查馆核定稿和钦定《法院编制法》;明确可知的参与人员有冈田朝太郎、曹汝霖、沈家本、刘若曾、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这几种文本的结构和内容,相关人员的经历和背景,以及发生于此前此后的相关事件,为我们展示了《法院编制法》修订的大致线索。以《法院编制法》为样本,我们可以看到法典编纂对于政治支持的依赖,编纂人员知识背景对于法典风格的影响,以及法典编纂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真实地位。     

简论清末警政的创建

清朝最后 10年间建立的警察与警察制度以及警察法规的确定 ,是近代中国警政发展的开端。尽管清末建警时间仓促 ,内容粗糙 ,却为以后中国警政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不过 ,在传统与近代化的夹缝间 ,清末警政也暴露出“名不副实”、“精神尚虚”的弊病 ,这也影响到民国时期的警政 ,并为其传承     

中国宪政发展历程之再审视——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晚清末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来,中国宪政建设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百余年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其研究却遭到有意无意的＂冷落＂。反思和总结《钦定宪法大纲》酝酿、产生直至最后夭折的诱因和教训,无疑对中国当下法治事业和宪政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包括：认真对待宪法移植,实现宪法学的中国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营造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条件,注意宪政实施过程中政府的推动作用,弘扬宪政主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意蕴,密切关注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     

解释宪政:辛亥革命的制度论与文化论之辩

辛亥革命是中国宪政史上的转捩点,它瓦解了传统的帝国,却没能顺利完成新的民族国家建构;它组建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带来共和与民主。与其说是传统文化阻碍了宪政的生长,不如说是迷信西方模式所造成的苦果。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论,背后实际上隐喻着制度论与文化论的分野;在是否应当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它们既相通又冲突。只有将制度论的理性建构与文化论的经验累积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达致宪政的坦途。     

回眸盛京三大书院

清末新政后,全国各地书院均奉诏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方自此隐退.在此期间,书院成为各地名儒的授业之所,优秀学子的求学之地,其教育程度相当于时下的大学.清时今辽宁省境相继开有十几所书院,几乎遍布辽宁各个城市,其中以沈阳萃升书院、铁岭银冈书院、辽阳襄平书院为最,并称“盛京三大书院”.沈阳萃升书院清代200多年间,沈阳以“陪都”的身份,获得了仅次于北京的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萃升书院即是其文化发展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