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宪政改革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谈起

本文从清末自治运动的视角,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运动,揭示了清末宪政改革的实质是"宪政工具主义",探讨了清末宪政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宪政价值理念的缺失以及中央集权形势下的同质多元的社会发展结构形式.     

论清末修律的方法与意义

清末修律运动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过渡的转折点。从法律形式与精神两方面看，清末法制变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从其出发点与方式方法上，它又体现出改良的意图与特征。这种改良与革命的历史性统一，反映出社会领域中法制变革的特殊性。我们应辩证而历史地看待这一时期法制变革的特殊意义。     

清季现代自由心证知识体系形成考释

研究自由心证在近代中国的传输是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清末证据法律知识的演进,经历了"新政"以前的传输和"新政"时期的引入、创设两个阶段。"新政"以前,只有对自由心证的单纯制度或概念的介绍,是一种"他者"的法律知识话语,属于单纯且与己无涉的"西法"。"新政"以后,以"经世致用"为嚆矢,证据法律知识逐步"内化",成为"本土"法律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至清末,作为现代证据法核心的自由心证,在两大诉讼法律草案中得到了系统的制度化表达,虽然没有及时施行,但却垂范于民国,成为中国现代证据法律知识的源头。重新梳理清季有关自由心证知识的源与流,不惟有助于突破过去"冲击——反应模式"理论及与之相关的类型学研究的局限,也可以为当下有关自由心证的研究找寻到历史支撑点。     

社会变革时期的言论自由空间——清末民初三十余年报刊舆论透视

清末民初时期为何有较高的言论自由度？透视清末民初的三次报业高潮、新闻报刊舆论的过激化现象以及清末民初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情况,不仅可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可总结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言论自由度的五个因素.另外,透视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图景,可观察到社会变革时期言论自由空间的“偏颇性言论自由”现象和“薄壳效应”规律,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群言论自由则是解决“薄壳效应”困境的最佳途径.     

清末检察厅的刑事上诉(控诉、上告及抗告)职权

清末时期引入新式法制,于先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建立了检察制度.清末检察厅有提起控诉、上告及抗告的刑事上诉职权,还有非常上告及提出再审之职权.同时,根据清末有关法令,检察厅不得撤回刑事上诉,即便提起上诉只对被告人有利,检察厅也负有提起刑事上诉的职责.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实业家:胸怀家国 兼济天下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骞,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清末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研究

目前学界对近代留学史的研究中缺乏对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充分论述，而法律史学者的研究则并未涉及《法政速成科关系资料》这份重要的资料。据这份资料的显示，政法速成科系曹汝霖和范源廉两位留日学生发起，得到梅谦次郎和志田钾太郎等一批杰出教员的支持而启动。自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８年，政法速成科共招收五班１８８５名学生，培养了夏同騄、汪兆铭（汪精卫）、程树德、居正、沈钧儒等清国和民国时期的政法精英。作为一个一时的策，其成就是突出的，但是其学制太短、教学深度不够的问题是不可否认的。而这批留日学生因此段经历而产生的亲日作风以及因此对中国近代史造成的影响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