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的态势特征及侦防策略研究——基于衢州市“2·01”特大偷越国(边)境专案办理实践

短期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衍生出的与传统偷渡犯罪存在较大不同的一种新型犯罪形态。短期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具有犯罪活动难以被发现,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犯罪方式趋向集团化、产业化,目的地存在知名“特色产业”,偷越行为呈现短期性、重复性等特征。大数据反查应用作为一种新型侦查技战法,在侦办短期偷越国(边)境案件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成效、较高的推广价值。要从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保持侦查打击强度、建立涉案人员预警模型、提高科技控边能力、深化国际执法协作六个方面入手,常态长效防治短期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     

简析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的界定

【案情】倪某 ,系某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原工作人员 ,主要从事该站机要、调研工作。在此之前 ,倪某曾在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下属的某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多年。1 999年春节 ,倪某因私到福建时 ,认识了福建人周某(另行处理)。 1 999年 1 0月 ,又通过周某介绍结识了张某、陈某[均已以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判处徒刑]。2 0 0 0年 2月 ,张某、陈某、周某合伙 ,欲冒用他人台湾护照、台胞证等证件 ,组织两偷越国(边 )境人员从该市机场出入境口岸偷渡出境至美国。按照事先约定 ,同年 3月 ,陈某把两名福建籍偷渡人员从福建带至该市 ;由张…     

民族问题:必须破解的难题

与以往较为平静的情况相反,近年来无论是民族问题事件还是有关讨论,都时不时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本来就不可避免,而在当今新的形势下,民族问题也出现了更为多样的情况,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当前民族问题多发、面广、复杂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容乐观。首当其冲的是新疆问题。自2009年“7·5”事件以来,除了不长一段时间的平静外,近两年来,各类暴恐事件发生的频率高,手段残忍,伤害的空间范围和对象也不断扩大。我们一般把这些事件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     

尘封在毛边纸册里的青年团初创岁月——新发现的青年团一大及中执委会议记录略述

不久前,笔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两个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有关早期团史的中文文件,档号相连,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筹备会议记录》,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强边战略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边”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与强盛息息相关,“强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纵观党的百年建设道路,从未忽视过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边疆发展政策也经历了“稳边安民”到“兴边富民”,再到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强边乐民”的演变。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阐释与明确,边疆地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边疆地区亟须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破解地缘政治复杂矛盾、价值实现障碍与地理区位困境,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边界安全之责、民族发展之需与向西开放之要,形成数字化治理体系、产业链数字赋能、数字化开放体系三条边疆现代化建设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边疆力量。     

怒江地区宗教信仰现状及应对策略分析

怒江州的宗教信仰状况复杂,具有很明显的特点,但也客观地存在着一些容易发生嬗变,或者已经发生但不被重视的因素。当地政府组织制定出爱民固边进教堂的策略应对这一嬗变,并且收到了良好成效,对其它地区具有借鉴作用。     

云南省江城县:兴边富民奔小康

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接壤,素有一城连三国之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共有贫困村42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84户38979人,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2.44%。近年来,江城县始终坚持把带领边疆群众奔小康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首要民生工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脱贫奔小康的强大动力。     

“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大柏地战斗

1929年2月9日至10日,红4军在瑞金大柏地成功伏击了国民党军第15旅两个团,后来此战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红4军主力下井冈1929年1月上旬,红4军前委在柏露村召开有湘赣边特委,红4军、红5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及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讨论当前形势、如何粉碎第三次会剿和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利用井冈山的有利地形,据险死守,逼退敌人,以免根据地群众遭到摧残。有人强调敌人力量强大,而根据地经济困难严重,主张转移到外线去。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