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以OLI理论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ve Investment,简称FDI)快速发展。一方面,FDI规模不断扩大,从1993年起连续五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FDI东道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五大东道国之一;另一方面,FDI结构不断优化,从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转化为弥补“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为目标,FDI所转移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的流入直接促进中国的资本形成,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二是FDI的流入带动了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中…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中国的省级数据进行了验证．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控制住地区固定效用和FDI潜在的内生性后．实证结果显示FDI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条件收敛趋势。     

牢牢把握产业转移的新机遇

正对于皖江各市来说,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最大机遇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张宝顺同志指出:皖江各市要紧紧"抓住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机遇,超前谋划,务实推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与皖江示范区建设和皖江城市转型升级结合起来,着力打造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新优势。"一、遵循产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李克强指出:"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     

弱者保护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公权对弱者的保护有多种路径,每种路径产生的问题往往不同。对策行为较多地产生于公权对强者的规制行为时;利益的溢出较多地发生在对弱者进行利益的直接给予时,这都会使制度的预期功能下降,导致产生更严重问题。我们应该科学设计保护弱者的制度,在制度设计时把这些问题纳入决策的视野中,以减少弱者保护制度的非预期后果。     

我国鸡蛋期现货市场溢出效应与动态关联研究——基于农产品临储向直补政策转变的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9年8月9日鸡蛋期现货市场价格的日度数据,运用二元BEKK-GARCH模型和DCC-GARCH模型,实证分析玉米临储和直补政策下鸡蛋期现货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与动态关联性。结果显示,直补期鸡蛋期现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且期货市场在价格引导和信息溢出中起到主导作用;鸡蛋期现货市场间相关系数具有明显的时变性,在直补政策实施后呈现逐步上升态势。本文建议完善鸡蛋期货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建立“期货+保险”的保障机制,降低养殖户风险。     

需求溢出、功能嵌入与混合型组织——理解当代组织结构形态的一种分析视角

组织结构类型研究一直以来是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随着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各种组织形态不断发展完善,并出现许多新组织形态。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组织观由于坚持方法论的化约主义和静态、机械的观点,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些新组织现象。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从“人类需求—组织目标—组织形态”层面来理解人类组织生活,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形态观。满足人类的需求是各种组织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人类的各类需求组合成各种类型的组织目标集。为了最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权力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才有了功能相互嵌入,继而在这三类组织之间又出现了很多过渡性的混合型组织,如国有企业、社会企业、参公事业单位等。     

非营利组织何以嵌入城市老旧社区治理？——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成都“水井坊”模式的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视角,以成都市水井坊街道为例,旨在分析非营利组织嵌入城市老旧社区治理的动因、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通过多次深入访谈及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社会交往需求的溢出是老旧社区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而非营利组织嵌入老旧社区治理是一个自然筛选的过程,其逻辑在于非营利组织资源效率较血亲组织、营利组织及政权组织更高,且通过不同组织功能路径的过渡渐变与相互嵌入,组织资源效率达到最优。水井坊街道与“爱有戏”组织合作,通过实施“城市农耕”“市民论坛”“义仓”及“义集”等项目对老旧社区实行物质治理与心灵治理,最终实现有效治理。研究认为,老旧社区治理应当注重需求匹配而非一味“去行政化”,兼顾物质治理与心灵治理,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本社区的治理模式。     

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等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金融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通过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样本期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拉动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中主要是生存型消费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并且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空间溢出性。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联合国专门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专业功能使此类机构的争端解决司法化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际组织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通过法律和政治机制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际组织的分类和组织基本宗旨的政治关联度共同决定了其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政治化和司法化倾向。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安排则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功能定性存在差异。高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政治属性,而低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时,经济全球化将沿着新功能主义的“溢出”路径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合作从低政治向高政治领域拓展,其争端解决的司法属性将不断强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为专门机构争端解决的司法化确立了现实的政治基础,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为这种司法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