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四化两型”经济背景下高职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湖南省“四化两型”经济背景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营销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要求都有较大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进行高职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以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营销人才是文中探讨的主要内容。     

论网络安全规制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完善

在传统网络规制模式下,中国的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政府网络管理机制相对滞后,网络安全管制的价值张力难以消解。为因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网络安全规制应转向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中国网络安全立法也存在着立法层级较低、没有特定领域的专门立法、缺少预防型立法、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网络安全的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下,应考虑当前的网络安全国际态势,从完善国内立法和政策与加强推进国际立法进程两方面积极应对。     

在监管中吸纳:官办社团参与城市管理的系统分析——以A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组织为例

针对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吸纳型监管模式,可以从政治系统论视角进行分析.从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来看,吸纳型监管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式的监管内涵,它来源于作为执行输出端的政府职能的折冲,服务于作为支持输入端的政府信任提升,体现出政府存在的需求输入及反馈社会的输出性结果.从监管型国家建设目标来看,以城管执法和官办社团开展的城市吸纳型监管新模式,不等同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难以达到提升监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其根源是在城市管理存在政治争议而未经利益博弈的情况下,行政机构的主观性监管很难在管理效率和政治正确之间取得平衡.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前端和其他环节嵌入公共参与和公共协商机制,构建协商治理平台,增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政治基础.     

警务活动中调动型谋略运用研究

调动型谋略,就是利用各种因素和条件,调动对方向有利于警方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谋略。表现形式主要有:欲取姑予,欲擒故纵;打草惊蛇,引蛇出洞;调虎离山,上屋抽梯等。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浪塘村的美丽转身

<正>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浪塘村,曾经是省二类贫困村,在安顺开展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中,浪塘村成为创建点之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浪塘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今天的"生态旅游型"美丽乡村。     

脱嵌与嵌入:居委会重构的路径分析

当前,由于居委会在实践中过度"嵌入"行政管理体制,造成其"行政化"严重,与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和功能要求不相适应。在各地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普遍将居委会的"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重点,涌现出"大社区""居站分离"等多种模式。然而,"去行政化"只是将居委会从"嵌入"的行政体制中解脱出来,要让其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还必须重新"嵌入"社会系统之中,按照社会组织规则运行。因此,"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居委会重构的方向选择。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治理型国家: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概念范型与理论适用

近年来,国家建设已经取代政治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研究的主要解释路径。然而,当前基于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经验的"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必须发展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范型来认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治理型国家"正是这样的概念范型。在"治理型国家"的概念框架下,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西欧国家不独占治理权,通过选举式民主来驯化国家权力不必然带来良好的治理。中国存在悠久的国家治理传统,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如何解决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当代中国的实践表明,"治理型国家"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国家如何有序且有效地推动社会成长,最终形成国家与社会共生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