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精英：由千万富豪沦为跨国大毒枭——一个工商管理硕士从发迹到毁灭的心路历程

2003年2月7日,集江洋大盗、走私大王、超级毒枭于一身的袁启朋因犯盗窃罪、走私罪、贩毒罪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36万元。袁启朋原系深圳市圣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裁,这个只上了两年学的人,曾凭借金钱美女开道,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普通司机,跃身成为千万富翁。暴富之后,袁启朋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因沉湎女色,又缺乏     

骗购外汇犯罪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 :1997年 9月 ,王某以天津鸿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进出口三部 (以下简称“人福中心”)。 1997年 9月至 1998年 5月间 ,王某先后从他人和公司的用汇客户处 ,以高于国家外汇牌价的价格 ,汇集购买外汇的人民币 10 .9亿余元。后用其中的人民币 2 0 0余万元 ,向他人购买伪造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30 0余份 ,并组织他人利用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印制厂与伪造的报关单相配套的假合同、提单、发票等 ,在伪造的合同等单据上加盖私刻的印章并伪造了中英文签名。王某利用 2 84张伪造报关单及配套…     

应正确理解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389条第一款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件；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二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多年来一直是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不断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其理由是：     

论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可能性——以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为视角

本文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入手提出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适格主体"的危机,并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日后的发展趋势,认为面临着社会化程度愈高、社会公共利益日益重要和社会公共利益意识淡薄的矛盾,当事人适格理论应该进行合理的扩张,给予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及其管理者和控制者外其他的社会成员、检察机关以及国家授权的社团以适格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以解决我国在公共利益司法保护上的制度缺失。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构成的日益复杂化、犯罪性质的日益暴力化、犯罪手段的日益成人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有报道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发生少年犯罪案件最多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以上不到18岁的少年因犯罪而被捕”。     

信用卡诈骗罪罪与非罪情形之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及相关立法的变化，在1997年新刑法中将信用卡诈骗罪纳入刑法典中，信用卡诈骗罪从传统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被单独列为一个新的罪名，本文探讨了在实践中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浅议行贿罪中所要求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我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本规定不难看出，行贿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本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为此，笔者从本罪的犯罪心理、行为特征、危害结果方面对行贿罪的立法制度作一简要探讨，使其不断完善     

论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

本文结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就代位权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及行使效力进行一些探讨,并提出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应予以完善的问题及笔者的看法。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论拟制的自认

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体现,拟制的自认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均有明确规定。关于当事人的“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否作为拟制的自认,德国规定了较严格的许可要件,日本不将其看作自认,我国台湾地区则赋予法院裁量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拟制的自认虽已有规定,但在下列方面仍亟待完善:对不争执与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当予以区别;拟制的自认之最终认定时间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开庭审理时不争执的事实并不当然视为自认;开庭审理期日当事人缺席时亦可适用拟制的自认予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