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初探

前科记录封存经过学界、司法实践的重重呼吁，终于在立法中予以落实，给失足未成年人打开了一扇窗。从法的价值、刑罚的目的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方面阐述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解读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前科记录封存的制度设计，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同时对于现行法律规定指出了需要完善的地方。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安全规划与犯罪防控--以ZS市DH区的城区改造为例

中国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与此而来的是城市部分区域治安恶化，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与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城市在扩张中，既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也要兼顾到犯罪控制与预防，科学合理的规划可以从空间预防角度抑制犯罪。本文以ZS新区开发建设为例，结合DH区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建设情况，使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制作了新老城区的犯罪地图，分析了城市犯罪与土地利用、交通网布局等因素的关系，以期对城市化建设中的安全规划有所探索。     

新型社交网络赌博犯罪的进化--以‘微信红包’变相赌博为例

近几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网络覆盖遍及大小角落，微信通讯平台使用更为普及。2011年1月微信软件正式推出，起初是作为一款进行即时通信服务的应用程序而研发的。随着微信软件功能的不断创新升级，其功能日益多样便捷集社交、娱乐、消费、提供公共服务等于一体。此时的微信已不再单纯的只是一个手机的聊天应用软件，其已然成为中国电子革命的典型代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使用工具。然而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是一柄双刃剑，微信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色彩的同时，亦伴随着与之相关的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其中利用微信实施的赌博犯罪迅速蔓延。微信红包游戏本是移动社交与娱乐相结合的产物，愉悦方便着大众生活，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乘机打起了‘微信红包’的歪主意，加之自己的精心“钻研”，使其悄然演变为服务于赌博的隐形工具，从而牟取暴利，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对社会危害极为严重。因此，本文笔者将就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以微信红包进行变相赌博活动的行为进行揭露剖析，从而对新时代下的新型社交网络赌博犯罪加以分析并提出应对及防控对策。     

围观

深圳宝安区一名社区治安联防队员涉嫌强奸犯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在事件报道中，部分媒体不顾当事人隐私，强行曝光细节，引起社会质疑。     

涉黑犯罪一般参加者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并非所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都一概构成犯罪。其是否构成犯罪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判断：参加者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活动的程度；参加者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参加者主观认知的内容和程度。对参加者定罪量刑时，还应参考一些案外因素，即行为人的动机和对于预期后果的认识、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志愿程度以及在行为过程中所起的实质作用。     

刑法谦抑性理念的本土化探究

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发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护机能谐和,融括了限缩、补充、经济和轻刑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此,以本土化的视角探究刑法谦抑性的理念的价值内涵、适用土壤以及建构路径,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防控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表象"实证分析 ——以S市M区的数据为基础

随着信用卡消费的常态化,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愈发值得重视.以S市M区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4年受理的案件数据为基础,信用卡诈骗犯罪呈现出的"表象"是:S市M区的信用卡犯罪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无业的18~35周岁的青年男性实施的故意透支和冒用信用卡的犯罪行为.其中,S 市户籍的非外来人口居多,但是,非 S 市户籍人员所占比例也不低,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且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和福建三省.犯罪分子以汉族为主,主要是单个人实施,多为初次犯罪,共同犯罪或者团伙犯罪的比例较低.从刑罚适用的情况来看,信用卡诈骗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不是太大,大部分是轻微刑事犯罪行为,严重犯罪行为比较罕见.因此,应当立足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信用滥用和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2个本质特点,重在防范而不是惩罚.     

“彩虹”，为迷途孩子点亮心灯——记浦东青少年彩虹中心

浦东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既是上海经济新一轮腾飞的标杆，也是我国诸多创新“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探索社会工作走“社会化、专业化”道路，上海第一家以“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为宗旨的“青少年彩虹中心”也诞生于此。     

浅议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犯罪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对犯罪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规律,在犯罪学的理论指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犯罪应对策略,其在减少犯罪,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需要从不同方面着手,多管齐下,将犯罪预防理论贯彻到实践中,最大化地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     

跨国商业贿赂追责的难点与对策

正根据当前跨国(境)商业贿赂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发态势,加大刑罚对涉案企业法人的惩治力度是最为有效的治理办法。但是目前亚太经合组织内,由于各经济体的法律规定不相一致,治理效果受到限制,法律震慑力难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