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概念在晚清论著中的运用

法典一词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很少出现。《孔子家语·五刑》：“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此文献中所说的“法典”,是各种法令典章的简称,是以刑法禁令为主的法令典章的汇编,与晚清时期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的近代法典概念在性质和形式方面都很不相同。在《法经》基础之上发展演变形成的律典,具有贯穿律文的总则,是组织严密的系统性的立法文件,与近代意义的法典较为接近。但律和典在古代法律文献中极少组成一个词连用。     

以系统观念推进劳动法典编纂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也能够为劳动法典提供基础性的编纂思路,即以整体性把握法典的总体架构,以结构性布局法典的篇章体例,以层次性确保法典的效力等级,以开放性保持法典的伸缩之力。劳动法典的编纂思路应遵循系统思维,渐进优化劳动法典的内容,构建竞争与协同发展的劳动关系模式,及时回应社会诉求,关注新兴问题并进行类型化处理。劳动法典的立法路径选择要立足劳动法自身演进规律,以编纂式劳动法典为立法模式,加强与其他部门法的系统链接,以单行法和政策保持劳动法典的系统开放,促进劳动法典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会典》模式探讨

《大明会典》是法。它既是法又具有历史文献汇编的某些特征的状态,是由中华法系刑事法律单独成典立法传统下非刑事法律规范不断生长但又没有形成明确的法律部门的“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大明会典》的基本编纂模式是“汇纂”,其编纂体例可以概括为“先后具载,旧章亦存”;“本条开放,随时增益”;“事务相关,文书互见,有详有略”;“律、例、事例分阶合编”;“随时随事补纂、改正”等几个方面。我国环境法体系尚处在“不成熟”阶段,不具备以“创纂”模式编纂法典的条件。借鉴形成于法律发展和立法技术均“不成熟”时代的《大明会典》的编纂模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汇纂”为基本编纂模式但不排除实施部分“创纂”,以研究设计大“纲”为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互见”体例对既存法律文件在不同篇章中做或详或略的安排,以多阶法律文件合编体例全面“汇集”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成就。     

中国的犹太研究

中国的犹太研究经历了1949～1978年的沉寂期。改革开放后,犹太研究逐渐进入复苏、发展与高潮期。专事犹太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机构渐多,关涉犹太议题的书籍和论文大量问世,高校中犹太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日益活跃,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更为积极,这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犹太研究的开展和深入。犹太研究的开展使国人对中东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能在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中东冲突的实质,同时也促进了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历史的研究。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

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取舍、法典内容及编纂技术,关涉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生态文化的集中体现。“天人合一”、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主旋律,也是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思维主线,其以哲学、美学、法律等不同形态融入人民生活,塑造着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不过,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观,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必须以时代条件鉴别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本源相通,中华法系法典编纂传统与现代环境法典编纂和而不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要走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之路,实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有机结合,为世界贡献一部伟大的模范法典。     

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 的制度创新及其对我国行政法典编撰的启示

法典化是法律体系成熟的基本标志。历史上,为了确保行政法的灵活性,法国行政法抛弃了法典化的进路,形成了判例法传统。“二战”之后,面临行政法民主化和体系化的压力,法国开启了行政法的法典编撰之路。《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的编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法国行政法的判例法传统,改变了法国行政法在法典化浪潮中的孤立地位。该法一方面对最高行政法院发展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形成程序方面的重要立法予以重述,另一方面也对立法和实践中多样化的实体和程序规则进行了澄清和统一。《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的编撰过程和制度创新,对于我国正在推动的行政法典编撰,在目标设定、重点内容、规则弹性以及对司法机关的倚重,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列入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对环境法典编纂条件是否成熟以及技术方案的论证提出明确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提出编纂环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环境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困境形成编纂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环境法学研究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奠定编纂环境法典的理论基础.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条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时.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理论研究,应深刻把握环境法典的逻辑体系与核心价值,厘清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准确把握环境法的领域法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与基础概念;深刻把握环境法的体系开放性特点,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总则—分编"结构,妥善处理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以中国民法典框架体系为鉴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成功取决于民法完备的民事单行法体系、潘德克顿体系的方法论和民法的私法属性等因素.构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一方面需要借鉴民法典框架体系创新的理论和结构模式,另一方面还应当考虑构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所面临的环境法体系的广义性、环境法法源的广泛性、环境法律关系的多重牵连性和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复合性等中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固有问题.编纂中国环境法典应当采用"总则-分则"结构作为法典框架构造的基础,明确将适度法典化、提取公因式和衔接单行法律适用规则作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方法,将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定位于总则编、污染防治编、自然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等五个方面.     

德国公司治理立法的最新进展及其借鉴

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通过修订《德国股份法》第161条,在《德国股份法》上创立“遵循或解释原则”,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德国公司治理法典》囊括了公司各组织体的治理规范。其创新之处在于:注重协调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运作关系;注重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新设中期财务报告制度;强化财务报告审计人的义务;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和董事的薪酬披露义务。《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的公司立法应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模式,有效吸收具有普适性的优秀制度。     

环境法广义法源与环境法典的适配性研究

环境法与其他法律、政策交叉的部分属于环境法的广义法源。厘清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应当进行是否应入法的法典适配性、是否应归于环境法典的环境法典适配性两层判断,分析环境法广义法源在环境法典编纂中的取舍。环境民法中以私法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新生制度、环境行政法中特殊的规制工具、环境政策中涉及公民实体的权利义务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手段性政策可纳入环境法典。而环境侵权法等环境民法规范、环境刑法规范、环境保护税法和工作环境保护法等由非环境监管部门执行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规定,以及目标性政策等不宜进入环境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