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     

法典化时代的刑事诉讼法变革

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确立了我国刑诉法的基本架构,体例上基本完备,已经是初步意义上的部门法典.但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其在制度和规范密度上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实务中不得不出台大量司法解释予以补充.虽然历经三次修订,但由于法典编纂程序的缺位和立法技术的停滞不前,仍未能有效整合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解决刑诉法内部的规范冲突,法典的权威统一性与体系逻辑性受到冲击.因此,要推动刑诉法的法典化,应当强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整合司法解释,转化为长期有效的立法,同时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典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差;另一方面,提升立法技术,注意中国特色与诉讼规律的兼容以及解决现实问题与立法前瞻性的平衡.     

《俄联邦劳动法典》中的劳动权利保护制度——兼谈我国劳动立法的完善

《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第13章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利保护的专门规定,体现了俄罗斯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立法思想。我国与俄罗斯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任务。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在于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主要从工会、国家监督、劳动者权利的自我保护几方面规定了劳动者权利保护制度。我国应在劳动法法典化、加强工会权利保护作用和劳动监督制度等方面完善劳动立法,加强劳动权利保护。     

德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民法典》:洞见、困惑、误读及其展望

中国《民法典》的出台是中国法治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也引起了国外民法学界关注。在德国学者眼中,《民法典》完全可与世界已有民法典比肩,不过其创新部分仍有待时间检验。同时,条文表述的俭省、规范之间体系关联的模糊、中德相同概念的不同内涵、德国学者对中国法实践了解的缺乏、路径依赖的局限等因素,导致德国学者关于《民法典》的论述中出现困惑甚至可能产生误解与误读。对德国学者关于中国《民法典》评价的“再评价”,既应考虑德国学者对《民法典》立法背景和条文内容的理解是否准确,也需对照中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见解,通过比较分析才能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德国学者的讨论与评述为中国全面客观认识《民法典》的进步及不足提供了有益的域外视角,也凸显了中德学术交流的积极意义并提供了重要素材。     

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开始实施,1991年7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同时废止。新的司法解释的颁布,解决了行政诉讼法典修改前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举证制度的进展尤为明显。本文拟对其变化作一粗略评介。     

法典概念在晚清论著中的运用

法典一词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很少出现。《孔子家语·五刑》：“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此文献中所说的“法典”,是各种法令典章的简称,是以刑法禁令为主的法令典章的汇编,与晚清时期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的近代法典概念在性质和形式方面都很不相同。在《法经》基础之上发展演变形成的律典,具有贯穿律文的总则,是组织严密的系统性的立法文件,与近代意义的法典较为接近。但律和典在古代法律文献中极少组成一个词连用。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

法典观可以分为理想主义、保守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类型,我国应当采取折衷主义的法典观;根据法典的基本特征,我国1979年通过的与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为刑法典,我国刑法已经法典化.不能采取理想主义法典观,不应继续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表面上没有肢解刑法典,但实际上肢解了诸多刑法规范(有...     

乡村振兴中城乡立法资源的均衡配置研究

立法资源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资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稀缺性资源。当前,城乡立法资源的配置并不均衡,农村地区立法资源供给不足,立法需求未获满足。城乡立法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政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观念和“城乡二元”的立法机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实现立法资源向农村流动,关键要从立法机制着手。在立法准备阶段,应当创立农村立法项目名额保障制度,建立起涉农法案扶持机制;在从法案到法阶段,增加设区的市涉农事项的立法权限,建立听取农民和农民代表意见的机制,坚持传统和新型相结合的法案公布方式;在立法完善阶段,应当推动涉农法典的制定,建立涉农立法后评估支撑机制以及涉农法规定期检视制度。     

环境法广义法源与环境法典的适配性研究

环境法与其他法律、政策交叉的部分属于环境法的广义法源。厘清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应当进行是否应入法的法典适配性、是否应归于环境法典的环境法典适配性两层判断,分析环境法广义法源在环境法典编纂中的取舍。环境民法中以私法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新生制度、环境行政法中特殊的规制工具、环境政策中涉及公民实体的权利义务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手段性政策可纳入环境法典。而环境侵权法等环境民法规范、环境刑法规范、环境保护税法和工作环境保护法等由非环境监管部门执行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规定,以及目标性政策等不宜进入环境法典。     

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列入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对环境法典编纂条件是否成熟以及技术方案的论证提出明确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提出编纂环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环境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困境形成编纂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环境法学研究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奠定编纂环境法典的理论基础.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条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时.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理论研究,应深刻把握环境法典的逻辑体系与核心价值,厘清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准确把握环境法的领域法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与基础概念;深刻把握环境法的体系开放性特点,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总则—分编"结构,妥善处理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各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