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逐渐接纳与单一寓意时期、广泛使用与两种寓意并存时期、反复调试与拒斥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地缘政治"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语和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自2015年以后,"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开始被强烈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歧义过多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因为"地缘政治"不符合外交话语上升为外交话语权的条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为感到疑惧,在外交话语中拒斥"地缘政治"能够增信释疑;最后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种新因素、新条件所削弱,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还能否适应当代与未来存在着较大的疑问。但是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当代并未失效,只是其维度变得更广、内涵更加复杂,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对大国的决策层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此,中国在外交话语体系中拒斥"地缘政治"而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时,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另一方面,应坚持和完善本国即将形成的海权强国的地缘政治身份,积极引领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70年:迈向新形势下的再引领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引领的变化。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主要表现。通过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理念,基于自身国内治理经验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寻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增量改进,借助有利的政治机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受逆全球化浪潮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中国方案以及整个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坚定地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维护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CSSCI

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海洋资源,地缘政治深受海洋影响,渔业纠纷往往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已成为关乎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资源匮乏、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原因,推动南海相关国家对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渔业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南海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渔业合作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会不断弥补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进程,而渔业合作机制也将成为综合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比较

地方治理决策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受到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不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资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无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要高,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相对要低;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多中心决策体制,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单中心决策体制;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以公民和社会职能为导向,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以政府和经济职能为导向.     

网络治理:21世纪公共管理发展的新战略

网络治理是适应公共管理生态环境变迁要求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公共治理的新框架和新途径,网络治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运行逻辑.网络治理因其创新性,对21世纪公共事务的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社区治理的发展和党建工作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单位制控制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986年,民政部提出了开展“社区服务”的要求,并第一次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