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农村社区服务作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是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和建立与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的措施:转变政府职能,由"划桨"到"掌舵",由"垄断"到"合作—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提升农村社区服务的供给效率;优化"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增强农民参与合作能力,克服农村社区服务"搭便车"现象。     

城乡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比较分析

地方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言的,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还有其他类型公共物品所不具备的特性。本文将突破地方公共物品分析的一般形式,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各自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聚焦“两聚一高”目标 推进江苏品质城市建设

城市没有品质作保障,发展走不远,转型难实现。建设品质城市就是要让城市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这是群众之盼,也是当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江苏省＂两聚一高＂奋斗目标与建设品质城市目标一致、同频共振。推进江苏品质城市建设,在建设内涵上要融入＂三对关系＂,在建设路径上要实现＂三个突破＂,在建设考评上要确立＂三个视角＂。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走向——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评述北大核心

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机遇,也带来挑战。传统文化为村落共同体再造提供了优质文化资源,凝聚了村庄文化内核,为公共生活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手段,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农业供给侧改革不能消灭小农,而是服务小农,打造服务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适度发展,不能大跃进。乡村教育要以本土文化为资源,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今日乡村建设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资源,忽视了原住民的参与,没有原住民的参与,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在资本下乡和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防止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     

国家中心城市视野下成都文化创意及消费研究

成都无论是从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是政府政策规划、引导力度,以及存在的市场潜能来看,文创产业的发展都已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是,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总量和GDP占比,同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产业层面表现出原创动力不足,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不足等缺陷。如何优化文创产业的空间布局?如何从政策层面精准引导文创产业?成都在既有的良好文创产业条件下,需要更加积极构建文化创意消费生态产业链;加强文创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精准对接文化创意产业消费需求;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原创热情。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村民参与:供给过程与服务类型的二元分析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供给村民参与机制,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水平的可选路径。村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空间,受到供给过程和服务类型的制约,由此型塑了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参与模式。在生产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开展集体互助活动,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水利灌溉设施建设中实现服务的自我供给。在决策型参与中,在供给前可以引入公共协商程序,让村民就公共服务决策进行协商对话以凝聚共识。在监督型参与中,村民可以借助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对供给进行监督。在校对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民主评议制度对供给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和改进。     

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面临着财政支持有限、市场与政府边界不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供给不均衡等问题。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包括行政模式、半行政模式、特许经营模式、志愿者模式等多元供给模式。根据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理念和公共性、法律性、外部性等特征,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基本范围。针对不同的公共法律服务项目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在“治未病”、体系化理念指导下,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的资源配置。     

“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劳动力供需趋势研究

青年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情况是分析青年就业问题的关键。研究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对“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我国青年劳动力供给和分行业的新增劳动力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扩张趋势,供给不断增加;预测结果显示,从当前到2035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供大于求的非均衡态势,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多和扩招积压效应叠加,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研究建议,可以从增强人岗匹配度、优化就业条件、加强就业帮扶、积极引导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化解供给冲击和结构矛盾,促进广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党内法规评估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分野及其应对

党内法规评估作为党内法规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既是发现立规不足、矫正执规偏差、提升施规实效的实践重点,也是理论界学术争鸣的关注焦点。通过对比分析中央与地方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内容和重庆市两次党内法规评估工作,发现其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存在学理之“体”和实然之“用”错位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元参与”和“责任相关”的主体构成差异、“条文要素”和“时空条件”对象选择差异、“宏观全面”和“举要删芜”的指标设计差异、“单向落实”和“统筹兼顾”的成果运用差异。对此,应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党内法规评估的理论回归逻辑和实践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制度,以责任导向系统界分评估主体;二是回归价值,以问题导向全面覆盖评估对象;三是回归现场,以目标导向精准衡量评估指标;四是回归治理,以效能导向多重落实评估成果。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河长制对水环境治理虽然短期成效显著,但因其在制度构设上存在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方面的缺陷,导致在实践中容易陷入短期治理与长效治理机制的转换困境、跨域合作与制度安排的约束困境、边界模糊与信息不对称的叠加困境。需夯实河长制的制度基础、以有为的可信承诺增强河长制的制度约束、以有力的相互监督强化河长制的制度效力,构建起更具战略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形成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长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