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走出传统超越可能跨入现实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西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本思想,但理论的丰富不等于理论的成熟。从人(民)本思想诞生的那一天起,“以人为本”就已经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回到生活世界的“现实的人”超越了对人的存在的抽象理解,“人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超越了对人的价值的片面认识,人的生成本质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形上独断,人的现实发展观超越了对人的发展目标的纯粹直观,“以人为本”才超越了可能之域跨入现实之域。     

消费者主权实现的现实障碍及对策选择

消费者主权完全实现的结果是趋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其实现条件是现实经济系统所不能完全提供的。造成消费者主权完全实现的现实障碍有其先天内生性的一面 ,也有其后天外生性的一面。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尽量减少消费者主权实现机制中的外生性障碍 ,以提高我国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民主含义的“三维”诠释

民主的含义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概念。从理想的、现实的和分析的三个层面来理解当代民主的含义,能够启发民众、政党组织以及政府拓展思路,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三个层面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学生应该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高校在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活动中,要引导大学生从知荣明辱、扬荣抑耻和典型示范三个层面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切实发挥好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大力推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论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总概念,论证了人性的现实性在于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性是人的本性,人性的具体性在于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统一性,人性的历史性在于生成性、变动性、发展性的过程性,因此,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的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真正特色。     

政策分析中的理性思维

政策分析是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科学.它关心更有效地操纵或控制现实世界,寻求帮助决策者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政策分析的实践往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大事件,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关于“官德”建设的伦理思考

现代"官德"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向导,是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建设的保证。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至关重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要建立"官德"规范体系;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行使职权能力;完善法规制度,制约权力行使。     

做到五个坚持 破解五大难题——吉水县新农村建设操作层面综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素有“赣中粮仓”美誉的吉水县，是江南较为典型的农业大县，全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5％以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我县坚持以村庄整治为突破口，以产业发展为首要任务，以“三新三好”（新村庄、新产业、新农民和环境好、社会事业好、班子好）为目标，做到五个坚持，有效破解了干部不作为、农民积极性不高、无序推进、投入不足、农民增收缓慢五大难题，把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总体目标落实到了具体的操作层面，全县新农村建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较好成效。一是村容村貌明显改观。68个试点村有43个基本成型，新修通村水泥路180公里，硬化巷道38万平方米，新增自来水用户3000余户，完成家庭水冲式厕所1200余座，试点村“四旁”绿化植树60万株。二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理顺了吉水农业产业化发展思路，优质稻、蔬菜、鸭鹅三大主导产业发展迅速，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33个。三是村风民风显著好转。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实施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健全了村规民约，新农村管护的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四是干群关系大为改善。新农村建设为基层干部提供了为农服务的切入点，驻村干部就象自家搞建设一样全身心投入，群众视干部如同自家人一样。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推进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若干理论思考

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它的基本特征是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定位、新的发展内涵、新的发展方法、新的发展起点、新的发展支撑、新的发展气势。它有五个方面的推动力:新的工业带动力、新的区域引领力、经济特区创新力、新的文化精神力、新的为民造福力。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与重构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受到国内特有的法文化背景的影响,同英美国家的证明标准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中国现行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使中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难以固守,尤其是对中国式的诉讼体制与诉讼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运行困难,证据规则难以确立,当事人权利难以行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因而,突破现有刑事证明标准的“瓶颈”,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