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闯、创、干”中奋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兼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条件、要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条件、要求同过去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进入新发展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面对即将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只有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继承和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着力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能力,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才能续写出更多“春天的故事”,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喀什的经济发展对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的重要意义

喀什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明珠,"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其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喀什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使喀什在财政、税收、投资、金融、土地等各个方面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大喀什经济圈的打造让喀什在南疆地区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出来;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也为喀什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机遇。作为中国"中亚战略"的一部分,喀什的全面建设与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之间的关系将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地方。     

未被整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中的“要点”

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其内容和重大意义众所周知.但“要点”不是全部,还有若干“要点”当时并没有整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之中,这些“要点”也就更加鲜为人知.     

经济特区与民族自治区法的比较与借鉴

经济特区立法与民族自治区立法相比较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地方立法,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促进本地区的繁荣发展、但二者在立法权的来源、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以及立法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民族自治区应当吸收和借鉴经济特区的立法经验和成果,以求为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效的法制环境。     

广义上经济特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广义上的经济特区,既包括有"经济特区"名称的五个经济特区,也包括各类开发区.经济特区和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目前虽面临现实的困境,但是它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这不仅基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更基于开发区具有的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区的功能定位,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验的初步成效.     

珠澳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初探

珠海、澳门两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又各具特色。珠海文化主要包括开放冒险的海洋文化,丰富璀璨的名人文化,重商亲商的商业文化和务实创新的特区文化。澳门文化是具有欧陆文化特征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系统中独具特色的类型。珠澳两地唇齿相依,已有良好持久的民间与民间、民间与政府合作的基础。珠海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澳门回归祖国十一年之际,进一步加强珠海与澳门的合作,特别是文化产业合作须从增强两地政府合作观念,明确双方合作基础,合作规划先行等三方面推动。     

授权立法是与非

助推改革前行围绕税收立法权的热议,实际上触及了更为深层的授权立法。由于授权立法具有迅速灵活、专业性强等优势,能有效弥补议会立法能力不足、程序繁琐等弱点,因而被许多国家普遍采用。新中国成立后的授权立法起源于1955年,因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拥有立法权,全国人大授权其制定单行法规,以弥补立法能力不足。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授权立法才开始真正崛起和发展。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作出了3次授权立法决定,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1984年和1985年有关税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后发优势多,发展潜力大,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     

向海洋进军是海南发展的必由之路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海洋省,海洋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又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和第一个建立海洋行政管理机构的沿海省,海洋在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视察海南,对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目前,海南的海洋经济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通过推动区域海洋合作,撬动政策杠杆,借船出海,     

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