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自由观之比较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自由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侧重于通过摆脱外在权力的奴役而获得现实的个体自由。由于在自然面前借助科技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所以特别崇尚科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则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在自由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获得内在精神自由,在针对自然获得行动自由方面倾向于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两者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与偏颇之处,在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当代,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西方的自由观并积极探索中华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发挥自由在当代社会中的正向人文价值。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抽样证明

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证据均经查证属实且能排除合理怀疑,而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言,涉案的信息数量庞大,造成了精准证明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现实矛盾。为了解决困扰,抽样证明等刑事简化证明机制在实践中逐渐得到适用,但因未能在简化证明与证据确实充分之间寻到平衡点,致使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疑虑。因此,本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抽样证明机制的具体适用为视角,在明确抽样证明机制应然定位及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准入条件,形成了以“达到法定构罪标准”底线思维为遵循的渐进式抽样证明步驟,希冀以此实现简化证明需求与证据确实充分的深度融合,进而更多体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定罪量刑的司法理性。     

产业扶贫普惠型奖励项目与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产业扶贫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言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重要治理方式,普惠型奖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的项目类型之一。通过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以中原M县科技局奖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或私人资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规避风险"和"完成任务"维度缺失,面向上价值型关系理性居于首位,"政绩"优先于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惯习"被其他维度覆盖,在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维度内"平衡"优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明确提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厚根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     

“双和解”:对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思考

马恩始终将自然史和人类史进行结合研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双和解”理念包含深刻的共同体哲学意蕴:就建立人同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而言,人类应遵循规律,确立自然是人类无机身体的意识、人类需要的边界意识以及“生态理性”意识;就建立人与人和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需要充分理解群体存在与群体意识、个体存在与个体意识、类存在与共同体意识,在个体发展方面强化类意识,在类发展方面强化共同体意识;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和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而全球化时代,这一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支撑。     

传播学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问题梳理及逻辑转向

传播学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为近些年来的学术热点.梳理传播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发现,传播学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存在着内源性不足和外源性失当的结构困局,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研究方法急需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传播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性价值,破解内源性不足与外源性失当的结构困局,厘清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寻找两大学科的内在逻辑关联,才能摆脱学科研究的路径依赖,增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从涵育理论与关注实践的双重维度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