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状况研究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核心因素,当信任上升到政府层面就尤为重要了。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去行使,这个委托行为的前提就是信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对于政府的信任态度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对这一群体的政府信任感的研究,无疑能给政府的决策和高校的教育提供信息和建议。通过高校的教育来培养和加强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政权的稳定性、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对天津7所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来探讨现今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及影响因素。     

法规对自带酒水的“不作为”蕴涵立法理性

虽然目前网上不少人对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最终放弃对餐饮企业谢绝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规定进行干预的做法,纷纷表示难以理解与接受,但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上的“消极不作为”,不仅体现了对餐饮市场与民间交易的尊重与保护,也体现了一种地方立法应有的谦抑、理性与明智。     

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

自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来,美国政治学越来越追求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经济学中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数量统计等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没有改变政治学这种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的倾向.直到2000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社会变迁下的组织结构演进——以理性官僚组织结构为比较基点

社会变迁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化的过程.而组织又是有结构的活动的整体,组织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而发展演进.从传统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先后表现为弱性结构、刚性结构、柔性结构和碎片化结构的形式.在当前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时期,官僚制结构仍然占据着主导作用,组织结构的演变仍处于一种长期的动态调整过程之中.     

对法典和法典化的几点哲理思考

法典化是实现法的"一体化"的一种重要方式。适应全球化的需要,19世纪至20世纪,在西方的推动下,法典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我国在上个世纪也被卷入,立了许多法,制定了许多法典,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此极力推崇。怎样客观而理性地评价法典化及其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本文在研究法典和法典化一般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实际进行了思考。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