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绝对化的经济理性导致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斯密凭着自己对人性的观察,认为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竞争,客     

深层面剖析历史 理性地认识历史——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

近些年来,在如何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不时出现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论调。如何评价和讨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刊记者在《深层面剖析历史理性地认识历史》一文中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马教授认为,对本国重要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如果客观、理性,会帮助我们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使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反之则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入分裂。引导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不仅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的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留给后代一个撕裂破碎、人人有心理创伤的生存环境。     

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逻辑——以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时空机制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认知和反思的理论范式,时间和空间则是资本主义借以实现资本增殖和经济修复的重要理论向度。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时空机制的不同探析,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出场方式,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显性视域、空间转向、现实进路的发展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变迁中接续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从而推动我们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应然性与必然性。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伦理尺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解除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时间和空间的压迫形式,创造了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空形态,具有其实现的应然性;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当代资本形态的创新、“时空修复”机制的运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最终会导向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爆发,进而彰显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     

政府创新的不同版本

政治学中有一种传统——认为政府是一个官僚机构,它不仅傲慢,而且还有自己的利益。它也不过是一个“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将政体划分为“良政”与“恶政”。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区别两种不同的政府创新,即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创新和打了引号的“政府创新”,前者为“好的政府创新”,后者为“不好的政府创新”。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众理性参与——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当今民主宪政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之一,然而,非理性的公众参与不仅不能起到建设法治社会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行政法治危机。健康有序的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行政主体提供规范有效的参与平台、实施行政决策的公开、建立参与回应机制以及明确参与者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公众自觉规范参与行为,依法有序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公众参与需要在法律规范下有序进行。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三重批判——基于《资本论》的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逻辑为对象,对资本逻辑展开批判。这一思想对于"全球资本化"的当今时代而言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呈现存在、本质与历史的内在结构。资本逻辑的存在批判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范畴揭示人受物统治的社会现实。资本逻辑的本质批判通过对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透过资本逻辑营造的自由与平等的假象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一览无余。资本逻辑的历史批判从社会历史进程中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表明资本逻辑有其产生的前提,也存在其消亡的界点。在对这三重视域的梳理与明证中,展现了《资本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困境的观照,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特殊阶段,只具有暂时性,而不具有永恒性。     

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探讨

辩证法的批判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精义,这种批判精神的实质就是辩证的否定,它既体现思维的逻辑力量,又贴近现实人的实际生活。全面理解和把握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对于克服人的盲目性、提高人的自觉性、推进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向富强、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的文化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西化派进行文化批判的产物。这种文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在文化特征的认识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强调文化时代性、世界性而轻视文化民族性的观点,注重三者的统一;在文化演进依据的分析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决定论的进化史观,主张承认文化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在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比较上,批判了西化派过分注重发展差异性的比较,坚持发展差异性和性质差异性相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批判了西化派文化整体观下的全盘西化论,强调可析分下的中国化"扬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的构想上,批判西化派的西方文化现代化论,倡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发展中介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方向。从思想史的维度梳理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西化派开展文化批判并从中获取一些启示,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坚持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治国理政价值的理性开拓

新中国7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三者张力性成长中掌控国家政权、主导社会发展的70年,也是成功应对社会基础流失与党内腐败滋生这两大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的70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群众路线。正是依靠群众路线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独特政治优势,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制度根基,并与军民融合、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策略进行融合设计运用,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马恩所说的国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赢得民心,以自我革命获得的高质量发展引领社会革命,在新中国70年间风雨兼程作出独特历史性贡献,而且开拓了群众路线的治国理政新境界,把群众路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理论成果升级还原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为世界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独立自主与强国富民的双赢提供了重要经验。     

哲学的逻辑学的思辨与经验——马克思对《法哲学原理》的经验性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内法》第261—313节展开的批判分析,收获并达到了其思想革命中的一定"形式"上的要求。通过对国家概念的分析,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的哲学的逻辑学的秘密在于概念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黑格尔关于王权的概念以及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区分,就是思辨的逻辑在具体领域的体现。随着概念的具体,思辨的逻辑愈发暴露出它的神秘,经验世界的"实体性的现实性"无非是思维的中介或手段,经验世界不过是观念的"容器",最终造成了经验的普遍性与单一性的对立,从而形成超验的二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