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后的理性：审计突围

风暴之后,审计必将回归理性。审计本身如何保持锐度？这是监督力的问题;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若不能从深层角度去剖析审计面临的疲态与尴尬,那么一切思考都必然流于表面。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初探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即理解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的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时期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反日游行事件中的理性之光

颁奖词:爱国是一回事,践踏法律、蔑视他人的生命财产,又是另一回事。但非理性的激情,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混为一谈。韩宠光、李昭等人的行为,正是在重申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常识: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爱,深植于理性,以及对法律的信仰之中。     

理性、规范和面向司法实践的法律论证

理性是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它与规范紧密相连,法律则是理性的集中体现。法律规范的层次性特点是建构法律论证体系的基础,这种层次性表现为一条法律之链。现代规范理论从科学取向转向实在的生活世界,具有商谈论辩的取向,黑尔的道德论证理论和图尔敏一般论证模式正是这种商谈论辩取向的典型。规范的商谈论辩取向的进一步延伸,是产生众多的关于法律论证的新设想,这些有关法律论证的设想既是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向司法实践的产物,也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寻求理论支持的产物。     

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坚持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着一些非理性、错误言行,表现为"封闭式""空心式""功利式""割裂式"和"伪装式"五种主要类型。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就需要正确辨析、拒斥非理性、错误言行,顺应时代呼唤,坚守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敬业奉献的统一。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保守传统:埃德蒙·伯克的启示

埃德蒙·伯克被誉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内涵是历史功利主义,伯克以此为基础,致力于保守传统,认为风俗和习惯蕴含了历史的经验与智慧,对指引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他反对激进的理性主义,主张以审慎的准则、渐进温和的改良方式来保守传统。埃德蒙·伯克富有意义的启示在于,传统只有在继承并超越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真正保守,要寻求对传统的否定和继承、批判和创新之间的平衡点,并以此塑造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